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闻名天下第一记，这是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谪官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时，应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滕宗谅之请，为重修的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所作的一篇“楼记”。范仲淹畅抒胸臆，纵情挥洒，为这座楼阁安上了灵魂，插上了翅膀，使岳阳楼充满了灵气，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大气，充满了精气神，岳阳楼因此而身价倍增，声名鹊起，“楼以文存”，遂有享誉天下第一名楼之称——至尊岳阳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年以降，“楼记”中所开创的精神境界成了官僚士大夫们的一面镜子，成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所景仰效法的精神大典，成了我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民族至宝，雄文绝唱。
范仲淹何以能作出如比高文，这其实是他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喷发而出的许许多多道德文章中的一篇而己。范仲淹一生还写下过好多篇记文，在浙江就为我们留下了“三记”，而且都是范仲淹谪官浙汀时存实地写下的。这“三记”分别是睦州(今建德市)的“祠记”，越州(今绍兴市)的“井记”，杭州(今杭州市)的“塔记”。现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范仲淹在浙江所留下的三篇记文究竟又是如何?
景祐元年(1034)四月，范仲淹谪官来到睦州(今建德市)，这已是他第二次由京城外贬，这次是范仲淹好管皇室家事，直言批评仁宗皇帝不该废郭皇后一事所引起。范仲淹坚持“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范文《睦州谢上表》)，而又一次得罪权相吕夷简和仁宗皇帝，被赶出京城外贬睦州，落了个“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范诗《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范诗《谪守睦州作》)。范仲淹坐船到富春江，过严子陵隐居垂钓处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羡慕严光不肯为功名而退身隐居，惭愧自己却为了功名还去贬地做官。
范仲淹睦州上任后“大兴州学”，建龙山书院，主持疏浚梅城西湖，还修筑了南北堤坝，后人称之为“范公堤”。范仲淹扎实工作之余还特地寻访了东汉隐士严子陵的遗迹及其后人，发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并为严子陵始修了祠堂，还写下了一篇“祠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兹录全文如下：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岂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索，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叉从而歌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祠记”作好后，首先给了时人教育家李觏先生(字泰伯)过目，李读后三叹不已说“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但建议结尾改一字，由原来的“先生之德”的“德”字改成“风”字，晚“德”字太实，不如“风”字。范仲淹听后“凝坐颌首，殆欲下拜”，认为改得好。另有文载范曾示文求易一字酬千金，李觏因此而得千金。此事未必当真，却为后人留下一段范公礼贤下士，用真心作文的一段佳话。南宋理学家朱熹读此文称：“词义甚伟，后人不容复措手矣。”清代学者蔡铸有文日：“字少意多，文简理详，关乎世教。此文宋时已为诸贤所服。公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得不令人景慕。”
范仲淹此文之高己不容我多述，诚以为此文之核在乎“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一生倡导践行的就是这种名教思想。范仲淹一生虽然没有隐居，二十七岁开始做官做到六十四岁殉身在迁徙途中。然而范仲淹的做官却又是怎么做的?“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炝痍十万民”，“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舂”。……西安范学家董平论范仲淹为官之道说：“不以君王之所好而屈意逢迎，不以民命之微贱而循默苟且；铁骨铮铮，正气立朝，毫无奴颜媚骨，他是人才，而不是奴才。”
范仲淹何以要为于年前的严先生立祠作记?严先生与国与民似乎没有什么贡献，只是个不肯做官的隐士而已。范仲淹恰是看中了严先生那种不愿屈意事王侯的高风亮节，没有那种趋炎附势，攀龙附风，更不要说那种买官求官的丑恶姿态。严先生和光武帝原本是同学好友，而光武一旦坐卜帝位，旧知故朋都成了新贵，惟独严先生却不愿受封，光武帝三请不至，乃至亲临严光舍下，严光还是不肯出来做官，睡觉时还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皮上，全然不把这位九五之尊当一回事，还从此逃避到富春江畔隐居起来自作垂钓之乐。范公正是看中了严光的这一“富贵不能淫”的独特个性和气质，而大加赞扬宣传，为他立祠以奠。范仲淹最终要宣扬的是“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公的名教思想即包含了严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非常人所能有的个性气质。范公为其立祠作记以褒，最后还为他高唱赞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睦州任职至秋奉诏赴苏州救灾，至冬又奉诏短期知明州(今宁波市)，遂复还苏州就任。范仲淹在睦州任上，实际仅为半年时间，睦州人却为这位先贤建起了“范公祠”、“思范亭”、“思范堂”、“思范坊”等纪念物。睦州后人柯秉铎先生在纪念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时有文说：“自唐武则天神功元年(697)移州治于建德以来，历代州官不计其数，其问好的州牧也有其人，但最为后人钦佩的莫过于范仲淹。”
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知越州(今绍兴市)。这次是范仲淹在中央政府以“朋党”之罪第三次贬谪饶州(今江西波阳)、迁移润州(今江苏镇江)后，调任至越州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仁宗皇帝《百官图》触犯权相吕夷简等权贵，落了个朋党罪名外贬饶州，范公夫人李氏也随之客死存饶州。然而存这场政治斗争中，“朋党”魁首范仲淹的威望却反而越来越高，当时青年书法家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为“朋党”声援辩诬，一时洛阳纸贵，蔡诗遍传，在朝廷内外天下士林出产牛了深远的影响。中央政治在紧张了两年多以后开始有了宽松，仁宗帝对范仲淹的看法也有了缓和，于是才又把他调任至山青水秀、风光优美的越州。住越州，范仲淹曾有一首《越上闻子规》诗云：“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舂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越州的风光对他的印象确实不错。仲淹还曾去拜瞻过越相范蠡旧宅，对这位功成身退的范氏先祖充满了景仰之情，作了一首《题翠峰院》诗云：“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范氏祖先的千载家风对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越州任上，范仲淹“兴教办学”，延请名师李觏任教。范公还在卧龙山(今府山)蓬莱阁的西面发现并开挖了一口废井，变废为宝得佳泉。他还在井侧筑一亭取名为“清白亭”，还把井东面原有的一座凉堂易名为“清白堂”，并为之亲撰一篇《清白堂记》，借井水之清白抒发为官应清白这个道理。这篇《清白堂记》，由井而起，不妨称作“井记”，今录全文如下：
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阁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岩焉。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择高年吏问废之由，日：“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云门之茗试之，则甘液华滋，说人襟灵。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戍，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日：“《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日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日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宝元二年月日记。
范公为井作记，看似有点小题大作，却还不惜易名、筑亭、作记，都以“清白”名之。范公在“清白”两字上大作文章，“井记”之核在乎借“井德”喻“官德”，为官之德必须象井德一样，“所守不迁”：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天下为公，居官为民，井养不穷。并高度赞美井德为“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要求当政者以井德为学习之楷模，汲汲予民，冬暖暑凉，“绠不可竭”。这应该是范公作“井记”的最终目的。“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范公在这篇“井记”里宣扬的“圣人”思想，“君子之道”，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古仁人之心”，“祠记”中所说的“名教”思想如出～辙，是一胞所生的孪生姐妹。文末范公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来“清白堂”的人，登“清白亭”的人，饮“清白井”水的人……莫要有辱于“清白”两字，这应该是范公对后来为官者的善意忠告。
康定元年(1040)三月，范公受命抗敌西夏，此后，范公离越赴延州(今延安市)，踏上了他的抗战军旅生涯。范公在越州任上仅为一年有余，为官一任，造福～方，表率一方，越州人为他建了“希范”亭，立了“百代师表”石牌坊，又建了“范文正公祠堂”等等以祀之。清代，《越中杂识》对宋到越任太守诸贤有记，“始于毕士安，而最贤者范文正公”。
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由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公经历了抗敌两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邓州三年后，又一次踏上浙江的土地到杭州做地方官。此时离仲淹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庆历六年九月)己两年多时间。范仲淹到任杭州，对阜帝让他任职的这方“江海上游，东南巨屏”之地，深感“所寄至重，与荣极深”。他要为杭州人民好好做一番事业，向皇帝表示“巨敢不抱公忠之节，始终弗同，体旰昃之忧，远迩咸一”。
范仲淹在杭州任上“扩建州学”；“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力荐李觏为太学助教于草泽。皇祐元年十月，还在家乡苏州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私家慈善机构“范氏义庄”。第二年(1050)，两浙路大灾荒，仲淹在杭州独创“救荒三策”，首开“以工代赈”，并实例应用“以消费促生产”等价值经济规律开展救荒，立杆见影，成效卓著。中央政府还以此为楷模“遂著为令”。“范王(王安石)西湖相会”，为宋代第二次改革播下了传薪接力的火种。范仲淹在杭州还为西湖山水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观了钱江大潮，并有两首观潮诗。著名词作《苏幕遮》亦作于是年，词云：“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从这首词中让我们感觉到仲淹此时沉重的心情和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皇祐元年，范仲淹还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音乐家和尚日观大师，范仲淹还听了他的演奏。日观圆寂后，范公践约为这位音乐和尚作了一篇《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录全文如下：
师，钱塘人也，姓仲氏，名善升。十岁出家，十五通诵((法华经》，十七落发受具戒。客京师三十年，与儒者游，好为唐律诗，且有佛学。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师预选中。书毕，诏赐师名。遂还故里，公卿有诗送行。师深于琴，余尝听之，爱其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书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尝闻故谕德崔公之琴，雅远清静，当代无比，如师则近之矣。尿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观庵，日：“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余年，诵《莲经》一万过。皇祐元年，余至钱塘，就山中见之。康强精明，话言如旧。一日，遣侍者持书谢余日：“吾愿足矣，将去人世，必藏于浮图之下，愿公记焉。”又一目，侍者来告目：“师化矣。”其门人中霭葬师于塔，复以师之言求为之铭。铭日：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冷兮师之琴。真心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公的这篇“塔记”，我认为其核是在借日观和尚“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来阐明倡导自己的音乐观点和音乐教育思想。
在“塔记”中范仲淹称日观大师不卑不亢、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为“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堪称雅乐中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风度。范公还把日观大师和自己一生所景仰的音乐老师宫廷国手崔遵度相比肩，可见日观和尚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巧之高。我在电视上看过被称为当今世界一流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演唱音乐，帕氏演唱时也堪称“神端气平”，站立如松，其声音“不纤失，不少差”，亦可谓“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虽说音乐是相通的，但当今一流演唱家帕氏未必了解十一世纪一流演奏家中国的日观和尚的音乐成就和演奏风度，亦未必读过范文正公的这篇“塔记”，但这风度与成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同归一群。但帕氏毕竟比日观晚了千年，但帕氏的演唱我倒确实没见过他借用屁股或大腿来帮忙助阵。
范仲淹本身即是‘位音乐素养极高，琴艺造诣极深的音乐家，还得了个琴曲雅名“范履霜”。范公除了师从宫廷国手崔遵度学琴学音乐外，一生还向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家学习，不管是和尚道士，布衣处士，平民寒士，只要是高手，他都认真虚心去欣赏、去学习。范仲淹慧眼识珠，还从民间竭力举荐布衣音乐家胡瑗“白衣对崇政殿”，使其人尽其才，才为国用，为国家佼定钟律，更定雅乐。范仲淹年轻时曾向崔师请教琴道，崔帅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公顿时思悟道：“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范公认为演奏音乐只有“弗躁弗佞”，才能有如日观大师那样的“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高境界音乐。范公对音乐的理解论述堪为博大精深，在给杭州唐异处士诗集作序时说“乐者歌之，忧者怀之”，范公在音乐中亦不忘“忧乐”两字。在《明堂赋》中说“礼以成之，乐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又说“大乐同天地之和，大礼从天地之节”。在给唐异的书中又说，“圣人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在听了真上人的琴歌音乐会后称，“将治四海先治琴，坐中可见天下心”。范公对音乐的气派，对音乐的理解可谓到了极至，治国安民，天下大和，天地大和，真乃天地境界。伯牙子期倘有灵，高山流水之识，乃小巫见大巫，当惭愧弗如矣。
范公有一篇著名的音乐论文《今乐犹古乐赋》，其文说“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因此音乐“在乎君臣交泰，民物兹丰，和气即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并且，音乐必须“均和其用，调审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播治世之音，无远弗届”，“不惑于郑卫，自能和于天地”。
范公把治理音乐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而且不能迷惑于乱国辱世低级庸俗的淫词滥调，才能天下大和，天地大和。范仲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而大气的，他把音乐的功能说得很明白，“乐兮化人，乐兮和民”，不论古今是一样的道理。因此范公在“塔记”中倡导的是“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这是范仲淹音乐教育思想理论具体化在实践中的反映，这便是这篇“塔记”的核之所在，“塔记”对日观和尚的所具佛学倒在其次。
范仲淹在“塔记”的最后为日观作铭说：“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读此铭诗，谁不赞叹仲淹优美的文笔把这位一流音乐家和尚的琴性、佛性一起溶化在天竺的岑山泉水之中，这铭诗本身就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淳厚的“天竺琴歌”。
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范仲淹奉调离杭赴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任职。范公在杭执政近两年，杭州人民为感念范仲淹之惠政，在孤山建起了“范文正公祠”，在梅东高桥建起了“范明王庙”，以颂这位“先忧后乐”之先贤，称其“遗爱流传”，“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当代资深学者王瑞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文称“与范仲淹结下如此之深不解之缘的城市，除了杭州，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纵观范仲淹先生三次谪官浙江三地所作“三记”，皆道德文章，育人之记。仲淹三次浙江仕官，无论睦州、越州、杭州，兴学重教狠抓学校教育始终是他的一贯作风。同时，范公又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注重推行他的社会德育教育工作，这“三记”便是最好的德教范本。“三记”立意深远，境界高雅；扬弃分明，大气贯畅；文笔优美，回味无穷；感慨激励，育人无尽。范公作文选题无论古人今人，或者是一口没有牛命乃止被抛弃的废井，经过疏浚后，范公都能独具慧眼，发现其最优秀的地方，把美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让大家看，把自已的思想溶化进去，给大家读了有一种鲜活的真善美教育，心灵得以洗涤，灵魂得以净化。范公浙江“三记”，美与丑划然分明，褒扬和摒弃一目了然，但高明的是字里行间没有一句凛厉刻薄的斥词，没有一句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一句道貌岸然、白以为是的官腔套话。有的是形象生动富于哲理的比喻，循循善诱诲人个倦的规导，以及纣真善美的呼唤、追求、赞颂和高歌：让人家读了乐意从崇尚真善美的享受中去感悟、去接受，去明是非、知美丑。这三篇短短的记文，浩气至重，容量乃大，晤诚心长，含义深远，集思想性、教育性、艺术性于一体，范公用他宽广淳厚的胸怀，用他文学大师的如椽巨笔著文作记，以德育教育为首务，从学校教育中又延伸到社会教育中来。这其实是范公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的一种心扉畅然的自然流露、必然反映、自我写照，这颗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喷溢而出。
一流的风范人物，一流的道德文章，一流的教育大家。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称范公“举世之善，谁非公徒”，韩琦大将军称范公“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大文豪苏东坡称范公“有宋文明之运，实自公始”，一代理学大师朱熹称范公“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金国文学家无好问称范公为“求之千百年问，盖不一二见矣”。元代宋、金、辽三史总纂官脱脱称范公，“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儒学作家李祁称范公，“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明代学者毛一鹭在阅读范公文集时说：“凡欧之温润，苏之豪迈，曾之笃雅，王之严洁，无所不有……当是时，四大家皆晚进未出，濂、洛、关、闽之传亦未显行于西北，而公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清代《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在编辑范公文集时说：“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观仲淹之人，读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与实效之分矣。”当代范学家董平在他的《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一书中说：“范公的文学创作实践，诗词赋散文等，评论者历来以文章道德并重，范文正公之德之文，唐宋八大家是莫能与之并驱的。”
今天我们在普遍呼唤“道德回归”，“当今教育是最大失败教育”的担忧声中，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读读范公的浙江“三记”，读读范公在杭州时为家乡苏州创办的延续了900年(1049～1949)的范氏义庄，读读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读范公的其它道德文章，读读范文正公的方方面面……看看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实践家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无启发?育人首先应该育何?道德沦丧能否挽救?德育教育如何上去?范公不特是有宋时代的人品道德宗师；严以律己、慈爱待人的楷模：勇于斗争、敢于实践、富于智慧的典范；一位以身作则，开领时代风气的风范人物!范公的伟大思想精神放到今天，又当如何?
（作者：范矛彧，范仲淹后裔，浙江范仲淹研究学者、范仲淹文化网站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