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其先人系邠州(今陕西彬县)人，晚唐时四世祖范隋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于是遂为吴人。官至参知政事，卒谥“文正”。他的词作现仅存五首，《苏幕遮．碧云天》是其重要的优秀篇章之一，颇受后世文人的称颂。但这首词怕写作地点及年代在当时史料及《范文正公集》中均无记载，以后的词话和选本，无有只字说明，直至现代的词学研究论文，也无片语涉及，遂成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个空白点。由于对这首词的写作地点及年代缺乏准确的考证，对作者写作该词的社会背景、政治及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变化的脉络缺乏具体的了解，所以，对该词的主题思想的辨析，常常聚讼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而探讨这首词的写作地点及年代，便成为正确理解该词思想内容的必要先决条件，又因范词处于宋词早期的发展地位，因之，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宋词的发展也是必要和有益的。
笔者不揣冒昧，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范词《苏慕遮》全文如下：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上阕以写景为主，暗寓怀念之情，寓情于景。因相思而不得见，便流露出惆怅愁怨之情。起首两句写苍穹大地，白云依托蓝天，苍宇浩渺，黄叶遍地，一上一下，变相映衬，一片肃杀萧瑟的秋景，为全例奠定了基调：下面“秋色”三句，便进入对环境的具体描写。作者的视线由大到小，由远及近，从整体到局部，巧妙地运用了个“连”字，把高天碧空和山色，与近处水面联系存起，蓝天与山色倒映水中，碧水又衬托蓝天，天光、山色与碧水浑然一体，使水面上凝聚的寒烟薄雾，也泛起一派青翠之色。描写的重点，着力推出一个“波”字，这个“波”字确有必要深究，它是静静的湖面泛起的涟漪“波纹”呢? 还是奔腾不息的大江涌起的“波涛”？ 抑或是大海中的“惊涛骇浪”？ 笔者认为它不可能是后两种，而只能是前一种。因为作者告诉我们“山映斜阳天接水”，他们视线是由近处的水面，渐渐地推向远处，看到了水面之外便是层叠青翠的山峦，山在水波之外，水波在山之内，环山之内的水，自然是静止状态的“湖水”，水波自然是“湖波”了。
作者还告诉我们：在青山之外还有条接天的“水”，这条一直流向天边的水，与大海汪洋相汇，水连天，天接水，浩淼无涯，这样的“水”自然是“江水”了。这样以作者的视线为线索，由远及近，以山为界，看到了内湖外江，一动一静，显示出造物者的巧妙安排，和钟秀之气的无穷神韵。现将作名在景物描写中所表现出的地形环境特征，概括归纳为以下公式：
“近湖一一环山——临江一—滨海”。
也就是说《苏慕遮》词是作者在一个具有“近湖一一环山——临江一一滨海”的地理环境特征的州郡写的，按视线的次序，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景物排列的序次不容倒置。这个公式符合于范仲淹一生所经历的哪个州郡的地形特征? 有待于细致查对。我们知道范公一生六十四岁，幼年身世坎坷，壮岁宦海浮沉，统戎御敌，足迹遍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约二十多个州县，以长江为界，可分两大类：
在长江以北的：有养育他的第二故乡—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长山镇)；有他苦学成材，名登皇榜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有任节度推官的集庆军（令安徽毫县）；有他为民兴利除害修捍海堰的兴化(今属江苏省)；有中岁遭贬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有任通判的陈州(今河南淮阳)；统兵抗敌的“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有因与元昊通书而降官的耀州(今陕西耀县)；有修筑大顺城保一路平安的庆州(今甘肃庆阳)；有统帅四路军马开府之地泾州(今甘肃泾川)；又有新政失败之后黜贬之邠州(今陕西彬县)；有写下千古名文的邓州(今河南邓州)；晚年出任的青州(今属山东)；四进四出的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以及长辞人间的徐州(今属江苏)等，以上共计十五州县，或有河流，或有湖泊，但部不是青山和绿树绕沙堤的湖光山色，淡不上“波上寒烟翠”，更不符合“近湖一环山一临江—滨海”的公式。
在长江以南的：有他释褐从政的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中年遭贬的潇洒桐庐郡睦州(浙江建德梅城镇)；有疏导太湖水患的故里苏州；第三次遭贬的饶州(今江西鄱阳)；为唐代“永贞革新”评沦昭雪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写《清白堂记》的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第四次遭贬的杭州等。以上七处皆为江南水乡，风光旖旎，可谓佳丽之地，其水光山色，无不泛着“波上寒烟翠”的胜景，然考诸地形特征，睦州、润州有江而无“近湖”；饶州、苏州有湖而无“江水”；广德有青山叠翠之胜，却无通海之“江水”；越州有“近湖”而无“环山”，更无水天相接的“江水”与“大海”，最后只余杭州了。下面对杭州作重点考察。
约与范公同时的重要词作家《乐章集》的主人—柳永，往其《望海潮》词中称赞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杭州的地形特征，近则是“重湖叠蹶清嘉”，远则是“怒海卷霜雪，天堑无涯”。“重湖”是指两湖兼有里湖与外湖，里湖是指靠近市区的东面的西湖区，外湖是指远离市区的两边的湖区。西湖东临市区，只隔一条马路，便可登舟泛湖，所以市民居家便见湖光山色，尽在眼底。范公在官署中，登楼西眺，蓝天白云，碧树沙堤，一览无遗，就连湖面上泛起的阵阵波纹，也会历历在日，这就是‘近湖’了。若说‘近”，恐怕苏州之于太湖，饶州之于鄱阳，皆无若杭州之于西湖之近了。“重巘”是指湖外之山而言，西湖北、西、南三面环山，南有南屏山，西有龙井山，西北有飞来峰，北有大、小天竺山，不仅临湖有山，山外又有山，重叠连绵的翠峰把个西子湖围得严严实实的，诗人词客把这种。“山外青山”美其名曰“翠屏”，范公诗中有“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寄西湖林处士》，“湖山早晚逢晴荠，重待寻仙入翠屏”《与友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林处士即林逋。“钱塘作守不为轻，况是全家住翠屏。最爱湖山清绝处，晚来云破雨初停。”《依韵和郑宣微见寄二首》，郑宣徽即郑戬．是范公连襟。这里的‘群峰”“翠屏”是描写环湖的群山。“山映斜阳天接水”和“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则是写“环山”外的钱塘江流入浩渺无际的大海。“霜雪”是指银白色的浪花。每当钱塘江泛潮时海水卷起巨浪，汹涌澎湃涌入江流，十分壮观。以上所证即公式中的“近湖一环山一临江一滨海”，别无二处。归纳抗州的地形特征，完全吻合上述公式，从而证明范仲淹《苏慕遮》词的写作地点是杭州。
这首词上写景，下阕抒情，很少有叙事的字句。但若仔细推敲，还可找到些蛛丝马迹，如联系一、二句中的“追”字，就是一个带有叙事成分的字眼，“追”是追随的意思，它表示了作者在此前的段经历，即人事的变迁和贬地的更换。追“旅思”，即追随着旅途的思绪，从甲地到乙地，再从乙地到丙地。这“旅思”，不外两种，一是游于思乡，旅居外地，饱受羁旅行役之苦，自然产生怀乡之思。另外是宦游之辈，宦海沉浮，遭贬外地，忧馋畏讥，自有前途命运之忧。范仲淹曾经是主持改革新政的参知政事(副宰相)，高爵显宦，是属后一种。那末，范公在此前究竟旅历过哪些州郡呢？据史判记载：因“庆历新政”触犯大地主、大官僚保守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疯狂地攻击以范公为首的改革派官员，排挤出京。
庆历四年（1044）六月，公以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月，公以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沿边安抚使。八月，因保守派大员章得象的诬陷，罢去参知政事，十一月又罢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同年转给事中、资政殿学上移知邓州。
庆历六年（1046）正月，公在邓州，九月应知岳州滕宗谅之请，在百花书院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记》。公在邓州三年。
皇祐元年（1049)正月，公移杭州。是月，宋仁宗访问近臣以备边之策，权三司使叶清臣奏陈：”当今为什搜之固者，莫若范仲淹。”又称赞范公谙练军政，意请重用。但由于保守反对派的影响，范公再也没有回朝的时机了。
范公在杭共两年，从皇祐元年至二年。元年与朝廷没有矛盾，据《范文正公全集·年谱》引沈括《梦溪笔淡》记载：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馑枕路，是时公领浙西，发粟民存饷，为术甚
备。吴民喜竞渡、好为佛事。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
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寺主持，谕以饥年工价至贱，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
工作鼎兴。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
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公乃自条叙：“所以游兴造，皆欲以有余之财、
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干公私者，日毋虑数万人，荒政之施。
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准杭州晏然，民不流徒，皆公之惠也。
最后，沈括赞扬范公这种以工贷赈和发展第三产业以游乐恤荒政的措施是：“此先王之美泽也！”可是，同一为民的惠政，监司却认为是“不恤荒政”、“伤耗民力”，还要弹劾治罪，可见政之陷害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件事一直延续到秋天，才算平息下来。这对这位先忧后乐、鞠躬尽瘁，身处逆境的爱国志士，无疑义是一次雪上加霜的重大打击。
以上是从“追”字入手剖析了范文正公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的段经历及在这六、七年间的政治斗争、人事变迁眨所更迭，以及炎凉世态等等。从视察河东前线到驻守边防重镇邠州，再到南阳邓州，直到三吴都会杭州，“黯然销魂”的忧国忧君思想情怀，一直追随着他，缠绕着他，使他无法摆脱，夜夜痛苦得无法入睡，借酒浇愁，反而变成相思泪。还不知忧到何时是个了···这就是“追思”所包涵的事内容，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历史真实，所以从以上分析，再一次证明这首《苏幕遮·碧云天》是范文正公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第四次贬黜京城，于皇祐年(1050)秋天写于杭州的。
这首词下阕抒发的感情十分强烈，刚开头就达到“黯然销魂”的程度，进入高潮。接着说明这种痛苦难熬的情感，不是新近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直紧紧地追随着他，像一把无形的巨钳，撕心裂肝地咬住他，如影随形，寸步不离，使他无法摆脱，夜夜煎熬着他，无法入睡，除非作个好梦，才能摆脱其纠缠，但是好梦又淡何容易，随便就能得到吗？即使有好梦，但好梦不长，它会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哪能夜夜都会来作伴? 既然好梦不能帮助，只好借助于酒了，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酒进入愁肠，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消除愁绪，反而化作相思的泪水，潸然流下。作者用步步紧逼、层层推进的手法，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写得一浪
高过一浪。
这里是高潮，那么，这种情感的产生与发展又在何处?欧阳修在为范公写的《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终生便为实现这伟大抱负而矢志奋斗。景祐年间，忤宰相而被第三次遭眨饶州，友人梅圣俞作《啄木》诗以赠，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样，啄了林中虫，招来杀身祸，不要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范仲淹写了篇《灵鸟赋》斩钉截铁地回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梅的思想分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信仰与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和所要走的道路的分歧，不可调和。梅劝范向恶势力低头，苟全性命；而范选择的是“烈上殉道”的道路。他表示愿为“道”而献身的精神“万死不辞”。庆历六年九月，他在《岳阳楼记》中又作了完备的表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朝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就是这种忧愁的思想感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现在已是年近桑榆的老人了，这种思想感情达到了更高潮。
曹操《龟虽寿》诗云“老骧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末己。”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晚年诗更工。作为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锐志改革的政治家—范仲淹，晚年对其政治主张、理想信念、人生目标会有更执著、更加坚定强烈的追求。这是其思想情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思想情感发展的脉络线索与时间和地点特征完全吻合，三者归结为一点——杭州。
最后，必须再一次强调，这三个条件是统一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地证明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词是皇祐二年(1050)秋天，写于杭州的。
（作者：董 平，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西安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