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以后,在江南各地兴建先贤祠和乡贤祠。先贤祠就是祭奠儒学和道学的先觉者的祠堂,乡贤祠就是祭祀乡里伟人的祠堂。在这其中,有被府州县学附设的,也就是在后来书院、宗祠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像这样的祠堂会被大量地修建,其祭奠又是什么样的呢?以及它们又是如何被管理和运营的呢?有关这些的问题研究,至今还很不清楚。本文中将以苏州的范文正公祠为线索,将对其设立的背景和运营的实际状态进行考察和研究。
之所以选择范文正公祠,其理由是:首先,享祭者范文正公(范仲淹)为苏州的官员,是北宋政治的重要人物。其次,他也与宋代理学、道学先驱有着重要的关系,从这层意思上看,他是关联朱子学和道学的重要人物。其三,范文正公祠为乡贤祠,同时也具有先贤祠的重要特点和性格。范文正公祠为宋代书院赏赐的匾额,担负了儒学教育的重要作用,并且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同时也是从先贤祠、乡贤祠即专祠的变迁的非常好的材料。
作为范氏关系,《范文正公文集》,乾隆十一年重修的《范氏家乘》,关于范文正公祠的记录也可以在此找到。本文拟根据范文正公祠设立的经纬和背景,以及运营的状况,想将以上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根据这些能够说明专祠的这一类型,笔者会感到非常荣幸。
首先,对享祀者范文正公作以简单介绍。范仲淹(989一1052)字希文,苏州人,文正为其谥号。他年幼丧父,因为母亲改嫁山东朱氏,年轻的时候使用了朱说一名。之后,于南京应天府学习,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中了进士。在官场上,他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仁宗天圣五年(1027)晋升为秘阁校理。明道元年(1032),章献明肃皇后撤去垂帘听政,政治实权返回给了仁宗,第二年,因反对废除郭皇后又被贬出朝廷;还有景祐三年(1036),献上百官图的同时,受到了宰相吕夷简的批判。
他还活跃于西夏战争前线。宝元元年(1038),西夏李元昊入侵以后,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的战争中大败,战况很惨。在那里,范仲淹与西夏周边的羌族进行了持久战,庆历二年(1043)参与讲和。他由于战争的功绩,被擢为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为参知政事,提出了十项改革的提案,也就是“庆历新政”。虽然这次改革遭到失败,但他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很多措施也被王安石变法所继承。还有,他还在故乡苏州建立义庄,对一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非常闻名。义庄就是购置田产将其收入作为宗族的生活保障的组织,他在苏州建立义庄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功绩,所以他才得了“文正”这样的谥号,被追封为楚国公,并且由欧阳修为其撰写了仁宗御笔题名“褒贤之碑”的神道碑。他的言论行动也得到了“宋代士风确立者”的好评,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也是后代官僚以及士大夫们的典范。
苏州祭祀范仲淹的范文正公祠的建立,是在南宋末期度宗咸淳十年(1274)。《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二“朝廷优崇”《建置祠堂平江府照会尚书省札》中有这样的记载:
浙西提单司申:照会:说友蒙恩守吴,惧无补报。窃见先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业,载在国史,实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没之后,近二百年,凡公过化之地’无不尸而祝之,独本府未有专祠,附庸学宫而已。其于崇祀励贤,见谓缺典。郡虽窘乏,而事关风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义庄之东义宅隙土,鸠工度材,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拔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其祠密迩学道书院,春秋二祀,郡守率其属亲莅;及遇月朔,则山长率诸生往拜焉。先择公之后贤者一人,为掌祠。若郡计稍舒,别图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书院。已涓九月十一日立木,候成舍菜奉安外,所合申朝省照会,仍乞札下本府照应。伏候指挥。
建设祠堂的浙西提举司和知平江府潜说友的上奏文书有幸被保存了下来。根据上奏文书上来看,范文正公为宋朝的第一流人物,在他上任过的地方建立祠堂的同时,在他的故乡苏州除了学宫即苏州府学以外没有设置祭祀他的地方。众所周知,范仲淹是苏州府学的创立者,在此建立了他的祠堂。但是,此外没有祭祀他的地方了,于是潜说友提出了设立范文正公祠的申请。
潜说友为理宗淳祐四年(1244)的进士,于咸淳九年(1273)到苏州赴任,直至德祐元年(1275)一直担任知平江府的职务。上面的奏文就是他那时书写的。他曾经附会当时的丞相贾似道,最后投降元军等等,在政治方面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担任知临安府官职的时候,曾经编撰了哎咸淳临安志》,这作为宋元地方志中最为详细的方志而非常有名。特别是他上奏中提到了在苏州城内义宅附近的空地上建设六十楹的祠堂来祭祀范仲淹,拨出没官田亩来作为春秋两祭的费用。结果,在这之后的《省札》中有这样的记载:
照得知平江府潜提单申:先贤文正范公,本郡人也,独未有专祠。今卜范氏义庄之东隙土,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拔没官田亩,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已涓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札下本府照应。合议行下。
右,札付平江府照应,仍具所拨田亩数目[申]尚书省。准此。
咸淳十年九月日
又《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三“碑记”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有这样的记载:
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潜说友,以公乡郡建专祠,为邦人式。得地于公义庄义宅之傍,祠宇数十楹,以奉公祀。奏请于朝,拨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从其请。奉安日,潜公讲鲁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说。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谓不朽。”……由此观之,则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
范文正公奉安当天,潜说友就在此处进行了演讲,这样范文正公祠就正式被设立了。但是,在南宋晚期为什么将北宋范文正公提了出来呢?正如潜说友所说的那样,范文正公的祭祀典礼中没有祠堂是不完美的,这也“事关风化”的说法也是事实。说起度宗咸淳四年(1268),蒙古军队马上就要打进来的时候,是社会动荡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样,在对西夏战争中有过丰功伟绩的范文正公,并不仅仅是苏州,也不仅仅是宋朝社会中西北政策中最有功绩的人物的具体典型。这也正是范文正公的祠堂被建设的原因。换言之,莫非范文正公也是在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方面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下一个部分,将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在谈论范仲淹的评价之前,首先必须参照的是《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的论赞。其中他被赞为“一代名世之臣”即“弘毅之器”,《宋史》论赞中的评价也是最高评价之一。但是这样的评价的确定是在北宋末期以后,在此之前对于范仲淹的批评也是非常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宫崎市定已经讨论过了,o例如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二四,熙宁五年(1。72)六月癸丑纪事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论河北兵不可用。王安石曰:“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当无事之时作士气,令不衰情,乃所谓不忘战也。……”上悦,因言:“人谓今日朝廷边事胜庆历中,此甚不然,秉常岂谅祚比也?”安石曰:“诚如此。然庆历中,范仲淹非有过人智略,粗知训练持守,元昊已不能侵犯。”上曰:“方仲淹为帅,元昊已困。”安石曰:“虽然,当是时唯仲淹为见称述,即仲淹亦粗胜一时人。仲淹为帅,元昊所以不能犯者,为主客势异,仲淹务自守故也。”
上述对话揭示了王安石对范仲淹的评价。根据文章可以了解到范仲淹在西夏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卓越的智略,而是国势的不同。还有,《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癸酉的纪事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获试行,复何所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上曰:“所以好名誉,止为识见无以胜流俗尔。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无识见无以胜俗故也.无以胜俗,则反畏俗。俗共称一事为是,而己无以揆知其为非,則自然须从众;若有以揆其为非,则众不能夺其所见矣。”安石曰:“不易手世,大人之事,故于乾卦言之。”
这表明宋神宗也批判他,范仲淹的学校科举改革遭到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学识,而且他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并且王安石对此做出了回答:范仲淹喜好功名,甚至还指出了他破坏风俗的地方。宋神宗、王安石君臣都作出了与范仲淹“宋代士风的确立者”的模范评价相反的评价。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与新旧两党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评价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先前的评价的那样,对于范仲淹的评价也并非是开始的时候评价很高,然后因为政治的原因,这些政治评价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事实上,旧法党抬头的哲宗元祐年间,因为受到这样批判的影响,北宋末的钦宗靖康元年(1126),范仲淹升级为魏国公。但是,据传梅尧臣的作品《碧云瑕》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范仲淹收群小,鼓扇声势,又笼有名者为羽翼,故虚誉日驰,而至参知政事。上自即位视群臣多矣,知仲淹无所有,厌之,而密试以策,观其所蕴。策进,果无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谈耳。”因喻令求出,遂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因不复用。后为邓、青、杭三州,专务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谓已作执政,又知上厌之,不复收群小,笼名士,故底里尽露也。仲淹微时甚贫,常结中吏人范仲尹为族弟。仲淹及第时,姓朱,自未改范姓,遂与仲尹连名。为谏官,攻吕许公而得罪,仲尹又遭逐。仲尹自中书录事出,合为供奉,许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祗与三班借职,自此家破,囊大有赀蓄,已为仲淹取给尽矣。仲尹贫,仲淹略不抚其家。
但是,到了南宋时代,受到范仲淹政治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也渐渐变得固定化。例如,在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u45)八月丙子的纪事中有样的记载:
上与大臣议事,因曰:“朕谓进用士大夫,一相之责也。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矣。”杨愿曰:“陛下任相如此,盖得治道之要。”上囚论史事,秦桧曰:“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围城申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壬子之后,公肆挤排,不遗余力。然岂知人臣遭变,岂夫得已?”上曰:“卿是时独不推戴异姓,围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桧非独是时不肯雷同。宣和间,耿延禧为太学官,以其父在东宫,势倾一时,士皆靡然从之,以徼后福。独桧守正,虽延禧倾害,略不为之易节。”桧曰:“臣尝闻范仲淹与其友书云,致位某官,为渠作东宫官,不敢通书。惟圣主于忠义之臣,与夫失节之徒,灼然如此,诚立国之本也。”
上述对话表明,与范仲淹的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秦桧,也对范仲淹作出了“忠义之臣”的评价。还有,在南宋淳熙四年(1177),在太学的孔子庙内进行祭祀的论点也被提出,这也是范仲淹的评价得到很大提高的一个具体事实。这得到具体决定的是朱熹的《名臣言行录》。范仲淹的事迹被收录在了前集的第七卷中,现在看到的批评并没有被记载。当然,这因为是官僚和士大夫的教科书,只记载善行嘉言是一定的。但是《名臣言行录》中,既有表扬的地方,也有对《朱子语类》中的内容严厉批判的地方。并且《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中对于范仲淹士大夫的风气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被称赞为“杰出之才”。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将父亲的墓碑上的污点消去的说法也是很有名的。朱熹对于范仲淹的评价也是在南宋时期得到固定化的说法是不夸张的。
潜说友也并不一定是朱熹血统的后继者,在前述的《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有这样的记载:
考亭朱子论本朝人物,或叹其初,或议其小,独于公而称其杰出之才。其才而谓之杰出,则必有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者矣。盖公之于仁义,如饥渴之于饮食,须臾不置。其见于修身、齐家、处宗族、待闾里、居官行事、爱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以道大特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义之所充拓。
可以看出他关于文正公祠建设,在《朱子语类》中也提到过。众所周知,范仲淹与宋学先驱胡瑗(安定)、孙复(明复)、石介(守道)都有过很深厚的交往,他们的学问通过二程等人传授给朱熹,并使他继承并得以发扬。
并且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与司马光共同为旧法党的领袖,其政治立场受到朱熹等人即道学官僚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金朝侵犯华北的国情下,范仲淹在西夏战争中的功绩得到很高的评价,此评价由于南宋道学的普及和道学官僚的成长而得到固定。蒙古的抬头这一国情的变化与先后的范文正公的祠堂建设有着很大的关系,最终《宋史》中范仲淹的评价到了继承和发扬。而且,在南宋时代,地方政治受到重视,地方官员的业绩评价非常盛行。其中,范仲淹作为地方官也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他的祠堂被修建。以上就是对于范文正公的评价的变迁和范文正公祠堂设立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初步考察。
范文正公祭祀的特点,是与书院有着很深的关系。关于范文正公祭祀的内容,在先前提到的“建置祠堂”中有这样的记载:
其密迩学道书院,春秋二祀,郡守率其属亲莅;及遇月朔,则山长率诸生往拜焉。先择公之后贤者一人,为掌祠。若郡计稍舒,别图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书院。
从中可以看出,春秋两祭中平江府太守带领所属官员前往祭祀。《洪武苏州府志》卷二十《学校.文正书院》中,就有记载祭祀期间郡守即知府率领众官员前往祭祀的内容。一般情况下,被官方公认的寺庙是祭典官员举行祭祀的场所,文正公的祭祀活动也与此相同。
根据前面揭示的“建置祠堂”,范文正公的祭祀因为距离学道书院很近,所以每月一日和十五日与书院的山长祠堂举行祭祀活动,如果财政上有富余的话,还将收教范氏子弟,让他们到学道书院读书。学道书院是修建于范氏义庄南面的书院,是在南宋咸淳五年(1269)由知府赵顺孙修建的。
就像前面叙述的那样,先贤祠中的大多数都附建于学校或是书院,范文正公祠也是同样的。但是《范文正公文集》朝廷优崇“祠设教谕”中有这样的记载:
省府范文正公祠照会:本祠见阙训导小学教谕一员。今帖请李前职梦文充本祠教谕。请照应日下供职,具遵禀状申。至元十三年闰月日帖。帖:
中书省札差充平江府儒学教授、兼学道书院山长、提督范祠袁中书省札差充平江府儒学副教授、兼学道书院山长、提督范祠石”
表明范文正公祠是教育机关之一。上面的材料是元代初期书写的,根据材料可以看出范文正公祠设有教谕一名,其名为李梦文。平江府的学宫同时也兼任了学道书院的山长和范文正公祠的提督,范文正公祠不仅仅是学道书院的附属,同时也担负了元代儒学教育的一部分。范文正公祠之后更名为“文正书院”,这一职能在范文正公祠设立之时就已经具备。
当然祭祀活动也与学校和书院有关系。事实上,除了每月朔望之时书院的山长到此参拜之外,关于春秋祭祀的内容,第一节揭示的《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提到了关于春秋二丁的祭祀活动,范文正公的祭祀活动是与书院和学校的释奠是同样的日期。众所周知,春秋二丁即阴历仲春、仲秋的上丁,这些日子从远古以来就是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祭祀的日子根据先圣先师的时代的不同而变迁,唐代以后春秋二丁曰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来制定祭祀的日期。《宋会要辑稿。礼》一六之一《释奠》中有这样的记载: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敉令单夔言:“《绍兴祀令》文宣王(州县释奠同)为中祀,奄乾道祀令》文宣王(州县释奠同)为人祀,所载不同。乞依绍兴七年十月已降指挥,春秋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在京为人祀,州县仍旧为申祀。”从之。
南宋时期这样的制度得到沿袭。文宣王也就是孔子的封号。关于范文正公祠《范文正公褒贤集》卷四《文正范公祠记》([元]徐琰撰)中有这样的载:
至元壬辰,予奉命廉访浙西,莅吴申,是为文正公之乡。尊贤励俗,政所当先。既仰慕其余烈,奖进其后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将舍采于公祠,子肃然起敬,日至,当偕僚吏拜祠下,与观盛典。是日成礼,访义庄,登岁寒堂,家园之碑,岿然独存。祠正在其左,门堂寝室,严整合度,盖宋郡守潜公说友所建。牲牢器币,则拔田以给之,俾公子孙世守而岁祠焉。荐奠仪文,皆当时所定。仲秋次丁的日子,有司根据惯例,在范文正公祠举行舍菜的仪式。“舍菜”就是释奠的简化了的仪式,在入学等时期举行。这一史料是元代初期至元二十九年(工292)被书写的,荐祭和仪文还是当初的那样,可以认为范文正公的祭祀还是仿效当初的荐祭。就像现有的这样,范文正公祠的祭祀活动并不是上丁而是次丁日举行。在《范氏家乘》卷十八“祭法考”就是祭祀的一个例子。“每岁仲春、仲秋上丁,学宫从祀,次丁官祭专祠,家祭则定期两仲下丁。”
上丁日,在学宫即苏州学府的孔子庙内举行祭祀活动,来祭祀文正公;次丁日,举行专祀即祭祀文正公。提起释奠,就是上丁日在孔庙举行的祭祀活动,范文正公的祭祀活动于次丁日举行。从以上的活动可以看出,范文正公祠的祭祀活动就是在学校和书院附属的先贤祠举行的祭祀活动,可以认为这就是非常接近释奠祭祀活动。这是怎样运作的呢?在文章的最后会具体说明。
到前一节为止,可以看出,范文正公祠是官设的祠堂,其运营费用是由潜说友拨给出的田产三百亩的租税收入,并且其祭祀活动有平江府的长官以及属官前来参加。但是,前面介绍的“建置祠堂”中关于“择公之后贤者一人为掌祠”的记载,在《洪武苏州府志》中,则有“大宗子孙世世代代为主”的记载,通常管理者是委任的范氏族人。并且根据《范氏家乘》卷十四《义泽记》,可以了解到因为潜说友拨给的三百亩田产作为义田包含在义庄之内,所以财政的运作也委任给了范氏族人。从这层意思上可以看出,范文正公祠其实是半官半民的祠堂。
关于祠堂的管理责任人,在《范氏家乘》卷十六《义庄岁记》咸淳十年(工274)中有这样的记载:
郡守潜公说友奏建文正公祠于义宅之东,为六十楹,拨田三顷,供春秋祀事。以士夔年次居长,充专祠主祭兼司计。义庄之有主奉,自此始。
此时族人范士夔为年长者,选为主奉,在祠堂掌主祭兼管会计的职务。《范氏家乘》卷四《宗子传》中收录有他的传记:
公讳士夔,字虞卿,文正公七世孙也。于右丞公为来孙。度宗咸淳十年甲戌,领平江府札付,充专祠主祭兼司计,是主奉之始。
可以看出,范士夔作为文正公的七世孙,从平江府得到了札付成为了主奉。札付就是官吏任命的文书的一种,祠堂的管理者被称为主奉。关于主奉,《范氏家乘》卷四《宗子传》的序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宗子者何,主奉也。主奉何以名宗子,统族人,洁裡祀,宗道寓焉也。由合有事专庙,族有贵显者,弗敢逾凛乎宗子之遗意也。
主奉被称为宗子,率领一族,掌管祭祀的一切活动。范文正公为宋朝的名臣也是范氏的始祖。如在前面提到的《范氏家乘》中祭祀的例子那样,在范文正公祠的祭祀活动中,除了官祭也有家祭即将范文正公作为祖先来祭祀的活动。组织家祭就是宗子作为主奉的作用。并且
主奉根据合族的公举被选出,他就可以作为范氏家族的代表。
但是,在前面揭示的《义庄岁记》可以看到“义庄之有主奉,自此始”,主奉是在范文正公祠建成的时候才开始设置的官职。范士夔的传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是主奉之始”,可以看出在此之前范氏家族中是没有“主奉“这一职务的。他是在族内大范围被选出的同时还掌管了义庄出纳的职务。但是随着主奉这一职务的设置,掌庄就从此被取消,义庄的管理运营也由主奉来担任。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来考察一下义庄运营和主奉设置的关系吧。
就像上面叙述的那样,义庄就是将田产(义田)收入分配给族人的体制,当时的运营状况并不是非常的良好。在南宋中期,《范氏家乘》卷五《贤裔传.宋赠朝议大夫次卿公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公讳良遂,字次卿,赠通议大夫公武第三子也。……大修天平功德寺,奉祖宗香火,聚族数千指。公虑给与不继,置田租五百余石,名小庄,补义庄之乏。……子三,长持家,官训武郎。理宗端平初岁歉,义租不足于给,乃与仲弟达家备米若干石,助给众者一月。
可以看出,范氏子孙已经膨胀到了数百人,对于他们来说义庄米是远远不够的。此时族人范良遂增置田产五百亩。但就是这样,因为当时饥荒很多,义庄的米还是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范良遂的长子等人于理宗端平元年(1234)对义庄米进行了援助。
但是在义庄中出现了不勤劳工作的人,义米的发放也受到停滞。在《范氏家乘》卷十六《义庄岁记》淳祐十一年(1251)纪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年士廉以生放为由,通同佃甲犯规侵米,斥退。”朝请房出身的掌庄范士廉以用义米放高利贷给同伙的名义,私吞义米。因为这件事被发觉,所以范士廉不得不辞去长年担任的掌庄这一职务。还是根据《义庄岁记》,从景定元年(1260)到范文正公祠建成的咸淳十年(1274)的十五年间,就连掌庄的选举都没进行,处于非常混乱的局面,义庄面临崩溃。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潜说友提出设立义庄,将掌庄的职务由新的主奉来代替。他的这一行为对范氏有着怎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范文正公祠的建立对于范氏一族的重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潜说友提出建置范文正公祠是对面临崩溃的范氏义庄起到了重建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保持社会安定的作用。这样看来,范文正公祠的建置不仅仅是对于范氏家族,同时也是对南宋地方社会起到重要规划作用的重大事件。
以上通过四个章节对文正公祠的祭祀和运营进行了考察。最后,通过和其他的祠堂进行比较,再对范文正公祠的特点做一些概括。
范文正公祠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受到中央政府非常强的影响。这一特征在其他的先贤祠和乡贤祠上也可以发现,但是范文正公祠从设立到祭祀活动都与中央政治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这与范文正公自身在西夏战争中是战绩辉煌的政治家有关,也可以说是道学派官僚的祖型。这样看来,范文正公祠就像太学孔子庙那样,是与单纯的地方性的乡贤祠和先贤祠是有所不同的。
范文正公祠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祠堂的运营是由范文正公的子孙来负责的。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本文中的学道书院也是言偃的子孙来管理的。但是范文正公的祠堂与义庄一样都是宗族管理的一个环节,这是与一般的乡贤祠和先贤祠有着性质上的区别。这与曲阜的孔子庙是有相似之处的,范文正公祠的主奉就是孔子的子孙衍圣公。也就是说,对于范氏家族来说,范文正公祠就是像宗祠一样,是宗族结合的象征。这的确是官建祠堂,也就是正宗的范氏祠堂。到了明代,像这样的专祠转变为宗祠的例子是很常见的。可以说,范文正公祠也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至于范文正公祠在此之后是怎样变迁和发展的?这些问题在本文中并没有详细的介绍。对于西夏战争包括对范仲淹的评价以及庆历改革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也都没有介绍到。这些都将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本文在此收笔。
(作者:远藤隆俊,日本高知大学教授兼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