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介绍北宋四大书院之首、三大国子监之一的应天书院、范仲淹的师从、思想形成与书院关系;范仲淹和书院对北宋教育的影响。全文分为:一、七榜五十六、御赐院额“应天府书院”;二、范仲淹的师从、思想形成;三、范仲淹主持书院一教育家的集中表现; 四、范仲淹与中国科举制度的确立。
【关键词】 取士不论世家 天下同文 七榜五十六 八大书院 天下第一人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因位于北宋陪都应天府而得名。北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前商为商都,春秋为宋都,汉为梁都,唐称睢阳;是后周归德军的治所,宋太祖“诏定有天下之号曰宋,因所领节度名也”。故北宋的“宋”,就源于这里。1006年改称应天府,1014年升为南京,是北宋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它“南临汴水,西牵京师、禁喉关陕、东蔽江淮、舟车涌会”,是京城汴水入运河的必经之路,是南北商旅、东西驿道交汇之地,“实一方之都会”,一直是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重地。她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先商文明的故地(先商都城南亳即此)、汉梁文化的中心(西汉梁国梁园三百里在此);直到春秋战国诸侯连年征战,华夏人民在血与火中抗争,中华沃土在战火中哭泣的时候,春秋战国文明世界的儒、道、墨、法四大学派,这里南北不到一百公里,道、墨、儒三家的故里均在此地。(老子故里鹿邑太清官,距此60公里;庄子故里蒙墙寺,距此25公里;墨子,宋国人;孔子,祖居宋国:名家惠施,宋国人。)郭沫若指出:“中国的思想史上,自从有了老子、孔子、墨子这三位大师出现以后,在春秋战国年问就演绎出了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展开了中国思想史上灿烂的篇章”。所以,这里是中华哲学的故乡,是“中国思想史上黄金时代”的滥觞之所。应天书院在这里诞牛,便是这“学术的黄金时代”后的又一处金矿,是“灿烂篇章”中的一篇名章。
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四人书院之一,而且是四大书院中唯一被升入国子监的一个,它与东京(汴京)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遥相辉映,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从民办到国子监的典范。她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对于北宋的政权巩固、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在一千年来的中华教育史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史载:“州郡置学始此”,“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宋兴,天下州府有学始此”,“庆历三年十二月戌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
应天书院的前身即“睢阳学舍”。学舍之建,可追溯到五代十国的战乱年代。唐安史之乱后和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百姓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环境,一些志士文人隐居山林或僻野,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承。
宋州虞城邑人杨悫(893—960),约于930年就应时代之需,开始经营“睢阳学舍”,从事民间教育。杨悫在宋州“乐于教育,聚徒执教”,后得到赵直将军的支持。有宋州楚丘人戚同文(字文约,904—976)从小双孤,被寄养在宋州祖母的娘家。当祖母之亲再故,他无依无靠,因他聪慧过人,日诵一卷,被杨悫收养并送读《礼记》。戚同文在杨悫的教导下,读书累年不解带,通古今经史。长大后,杨悫以妹相许。戚同文处五代丧乱,万民涂炭,杨悫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他说:老师不仕,我也不仕。他决心以德行感化乡里,盼天下同文,故取名“同文”。戚同文继承了杨悫的教育事业。由于戚同文出身贫寒,学成不易,故极同情下层穷苦人,特别为实现贫苦子弟“天下同文”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传承中原历史文化中做出卓越贡献,其后仍受赵直将军支持。
赵宋王朝的建立,正好迎合了当时的形势发展和人民的希望。宋太祖时期(960~976),一面忙于开疆扩土,用武力统一十国:一面每年一次地沿用前制进行科举考试。国家虽亦办有“国子监”,但由于深居都城,举士多以高层官宦子弟,国子监学生“贪富丧志”。宋太祖看到此弊,特别关心有才华的“寒门学子”,一再强调“贡举重任,当务选摧寒俊”、“取士不问家世”、“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这“选催寒俊”、“取士不问世家”和“食禄之家……另覆试之”,它开创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初步开始改变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组成成分,中国以科举制度公开公平选用人才从此延续千年,大大推动了历史发展。至戚同文去世,在他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尤以北宋初年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
《宋史·隐逸·戚同文传》及《商丘县志》均载:
戚同文,字同文,宋州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闻。从杨悫受五经。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氏。悫病将死,以家事托同文。悫卒,为葬其三世数丧。将军赵直高其行,为筑室聚徒,人不远千里所至。其门人以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之徒皆践台阁。同文纯质,尚信义,不积财,不营居室,曰:“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好为诗,杨徽之尝与酬唱……。
《玉壶清话》亦载:
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矫,乡里之饥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赈之。好为诗,有《孟诸集》。杨侍读徽之守南都,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杨谓君曰:“陶隐居昔号坚白先生,以足下纯白可侔,仆辄不揆。已表于朝,奏乞坚素之号,未知报否?”后果从请。及殁,旧学百余楹,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废,奏乞赐额为本府书院,命奉礼部戚舜宾主之,即纶子也。
其中“徽之”是北宋早年最著名的诗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的杨徽之。他曾奉召参与编辑《文苑英华》,担任真宗皇帝侍读,是真宗皇帝的老师,对真宗影响很大,深受真宗青睐和敬重。杨守应天府,对戚同文关爱有加,常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可见其关系和地位。作为一介儒生的戚同文,能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力行到“天下同文”,从事民族教育的大业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被尊称为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
以上多处谈及“七榜五十六(或五六十人)”美称,其背景,据《宋史》和《中国通史》载:北宋太祖年问(960—976)科举考试每年一次,每次录进士十人左右,十六年共录九十六人。据不完全统计:961年状元张去华(睢县人)、967年状元刘蒙叟(宋州宁陵人)、968年状元柴成务(宋州楚丘人)为太祖年问书院状元。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的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七人都该是戚同文的门人;范仲淹的岳伯李昌图(宋州楚丘人,国予监博士)、李昌龄(太宗朝宰相)、岳父李昌言(太子中舍)兄弟三人均为太平兴国三年同榜进士,又与戚同文同乡,都当是“七榜五十六”中的人员。太宗朝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李惟清、王怀隐、向敏中(均宋州人)及戚同文的儿子戚维、戚纶也是戚同文弟子:还有书院讲师韦不伐,是继承戚同文“立志不仕”的弟子,在书院教学中被“常选学行可为人师者主领之。久处师席,晏元献公(殊),宋宣献公(衍)、蔡文忠公(齐)相距居守,皆厚为之礼”。至于其他,我们且无详细实据,不敢妄下结论。然而,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中,千年来才只有一位状元。应天书院造就如此众多的人才,在宋初书院中实为少见。她在宋太祖年间的“取士不问世家”的明智之举中,树立了榜样的作用。直到976年戚同文去世之后,书院虽一度中断,但其后“二十年问,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戚同文死后三十余年,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辰,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诏赐额日“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部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募职官提举,又署诚府助教”的历史记载。曹诚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并将学校“入官”。于是,真宗皇帝表彰了曹诚的义举,下诏赐额“应天府书院”。
《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二载: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二十四日,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府民曹诚为助教。国初、有 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之宗度、度支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励,太常博士滕涉,皆其门人。同文卒,后无能继其业者。同文有二子:维为职方员外郎,纶为龙图阁待制。至是,诚出家财,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问、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奉礼部舜宾主之,召明经艺者讲习。本府以闻,故有是命。并赐院额,仍今本府职事官提举。
曹诚为助教,礼部侍郎戚舜宾为主持,“故太原奉常博士渍,时举贤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时以管记”。于是,第三年(1011年)学子张师德(睢县人)考上状元,四方学子辐辏;此年,范仲淹亦来应天书院求学,书院又进入第二次辉煌。
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结束了山东的二十年孤儿生活,开始了应天书院五年的苦读岁月。他“感泣慈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范仲淹断绝了一切家庭供给,“决欲自立门户”,进入了极度艰苦且漫长的求学生涯。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继,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瞧粥不充,日昃始食。”他初来书院,留下《南都学舍书怀》的诗句: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但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受戚同文教育,书院主持戚舜宾沿袭祖父戚同文“天下同文“的教学宗旨,给青年范仲淹的成长影响很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五年的应天府书院生涯,造就了一代大贤。首先从范仲淹的身世、生活作风、思想品德,与师祖戚同文酷似一人。从史料记载对照,即可看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实:
戚同文:
“与天下同文”, “贫贱不屈,刻苦好学。”
“读书累年不解带,大通六经。”
“质纯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
“喜闻人善,未尝人短,贫贱不屈。”
“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
“不积财,不营居室。尝言‘人生以行义为责…。
范仲淹:
“以天下为己任”, “五年未曾解衣就枕,大通六经之旨。”
“少有志操,于富责、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诵曰:士当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为执经讲解,亡所倦”。
“乐善好施,无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置义庄,瞻仰宗族,无间亲疏”, 而自己“不积财、不营居室”:“人有道义之乐,行骸可外,况居室乎?”
元朝奉大夫牟蠘撰文,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前江浙儒学提举赵孟頫书并篆额《义学记》也载:
宋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讲授,士不远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学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蜩给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之一字,实与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为首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窃闻文正公旱岁就学应天时,夜以继日,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忧,其苦心劳形者,如此博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从之,叩质乐与,往复无微,弗究其难疑,答问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尔来学,书而佩衿,盖亦追思先志倪焉……
范仲淹的苦学精神被称为“颜回转世”。是什么原因让青年范仲淹“夜以继曰,……食糜度日,人不堪其忧”,又能“尝自诵曰:‘士当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其志也”呢?这里的“忧天下”,必然有“先知天下”的前提。知者获智、智达高远,高度决定视野。应天书院的正规教程、优越条件和这里人文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外因:这里是被称作世界人类‘轴心时代.的、东方春秋文化的集中发源地;老子、庄子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朴素的对立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观和“以正治国”、“爱民治国”、“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治天下的理念,“道法自然”、“道法无亲”‘的自然规律,给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畏改革的信念:墨子那“以天下为己任”、“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和卓越的军事防御家的兵家理念,给了他“先忧后乐”、孜孜追求改革的毅力和军事家的素质;孔子那“学而时习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忠恕、仁义、廉孝、中庸”对范仲淹思想影响亦很大。范仲淹从当时的应天书院毕业,将多家思想精华汇集一体,这就是他能成为继春秋诸子百家之后,上承儒道墨法、下启程朱理学的一位大家的基础。
当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前夕,他又留下了《咏史五首》诗。
(陶唐氏)纯衣黄冕历星辰,白马彤车一百春:
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
(有虞氏)成都成邑即天开,终践尧基咏其哉;
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皇来。
(夏后氏)景命还将伯益传,九川功大若为迁:
讴歌终日吾君子、 岂是当时不让贤。
(商 人)履癸昆吾祸莫移,应天重造帝王基:
子孙何事为炮烙,不念嘻吁祝纲时。
(周 人)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
不烦鱼火明天意, 自有诸侯八百心。
这是范仲淹在书院苦读五年所发出的内心感慨:他大通六史之后,对于尧一陶唐、舜一有虞、禹一夏后、商汤、周武王等历代惠政了如指掌,自己树立了明确的史学观,“古今时有致尧人”和“讴歌终在吾君子”、“自有诸侯八百心”等,明显看到比“抒怀”一诗有了知识上和感情上的飞跃。范仲淹成才于应天书院的史实,是无可质疑的。他对商丘产生的深厚情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追超历史圣贤;也使他最终选定宋州楚丘李氏(宋太宗时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的侄女)为妻。从此,范氏家族与商丘结下永久血缘;孩子多生长这里,被称为“睢阳少年”;这里有他的家产,职田也封在这里;至今虞城利民镇的“范文正公祠”遗址、宁陵“三郎秀才书信”和宋代范氏田井等遗址;《宋史》、《范文正公文集》、《年谱》、《商丘县志》、《宁陵县志》、《虞城县志》、《虞邑范氏族谱》等大量原始文字都是有力的佐证。《宁陵县志》“人物志”载:
范仲淹,本苏州人,少孤,母适长山朱氏,公随就育。及长,读书应天,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陵。后公贵,以其田瞻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且幼 固以朱为氏也。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
《虞城县志》除有“公:苏人也。其一支世居虞城,邑中范氏皆其后裔,族姓繁盛”的记载,还有范仲淹给他的状元弟子王尧臣的书信和明代“范文正公祠堂”,“明天启年问题请建祠,春秋两祭,至今不废”。
由于范仲淹在这里“目立门户”,1026年再从泰州捍海堰堤上来应天府为母亲守丧。他受留守晏殊聘请,又和他的老院长(山长)戚舜宾一起主持了应天书院。这是范仲淹一生唯一的专业教学生涯,集中体现了一位教育家的风范,也创造了应天书院的第三次辉煌。
范仲淹在这里对教育的历史作用有着很高的论述:“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何时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于才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三代圣王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良玉我切、浮云我决”的气概,继承和弘扬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严格要求学牛。他把戚同文“天
下同文”的校训,发展成“以天下为己任”。这相当于今天的‘担当世界重任’,具有了“解放全人类”的高尚思想。在距今980年前能教育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华夏教育史上的光辉先例。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体现了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他和戚同文义样“勤学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他一边任主持,一边担
任“艺文”和“易经”两门课。他“每出题,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所当用意,亦使学生准以为法。由是,四方学者辐辏”。他留下很多且很珍贵的范文。其中有《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老子犹龙赋》、《铸剑戢为农器赋》、《易义》、《乾为金赋》、《四民诗》等。其思想成多为他政治改革的主张,树立了盛世文化的典范。
《君以民为体赋》篇中有云:“天下之君,正四民而似正四肢,每防怠惰: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为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蒸人有罪,谅责己之情深;庆泽无私,雅润身之德。著若君惠,则其民晏如。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为一体。”
这是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精华。“君以民为体”,“君惠”而“民晏如”,“六合为家,齐万物为一体”。这比庄子“齐物我,齐是非”的理想社会要和谐、要人本化。“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宗”超出了孔子‘君为上、民为下’的等级制度,也比墨子的‘民为重,君为轻’来得科学。他同时还提出把“劝农勉人、戒不勤”作为“庆泽无私”、“谅责己情深”、“厚其养育”等明王教化的要求,“以民为本”、“为国之保,莫大乎群黎”,“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民本思想可称高贵。
范仲淹培养人才,爱惜人才。“他常宿学中,读书寝室皆立时刻。夜课诸生,读书寝室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调之。见有先寝者诘之。”“不能对,罚之。”他“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
讲师嵇颖的外甥张方平,家道贫寒,聪慧过人,在书院受到范仲淹关照和培养,直至成才。西域御夏、庆历改革,他都追随范仲淹。后来与王安石前后任过宰相;连著名的三苏,也是张方平在四川任三司使时发现并推荐入朝的。苏轼一生都很尊敬他的这位老师张方平,更为一生未见到过老师的老师范仲淹而悔恨:“恨子不识范文正公”,“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苏轼竟以挂名于范仲淹门下士之末为最大心愿,可见范仲淹在苏轼心中的分量。
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次来书院乞讨。范仲淹各增一千缗,并赐《春秋》。当知道他因老母有病而不能读书时,就安排他在书院半工半读,月薪三千。直至范仲淹入京任秘阁校理,还致信戚舜宾主持说: “非我长者,岂能济乎!”要他照顾好孙复。十年后,孙复成为讲解《春秋》的大师,被请入皇宫为仁宗讲学。范仲淹见了感叹道:贫困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生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可见他对寒门子弟人才的爱惜,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也说明了他对教育人才的紧迫之感。
主持应天书院的第二年(1027),他的学生王尧臣、赵檗就荣获了状元和探花的优异成绩(王、赵后来都是范仲淹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出将入相的北宋重臣)。“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后来在政治、文学上有成就且属于他学生的,如富弼(枢密使、宰相)、张方平(宰相、文学家)、孙复(儒学大师)、石介(文学家)以至李觏、张载(思想家、教育家)、文彦蹲(宰相、军事家)、胡瑗(教育家)、狄青、种世衡(枢密使、军事家)、王尧臣(状元、宰相)、赵檗(探花、参知政事)、王安石(政治家、两任宰相)、贾黯(邓州状元)、彭如砺(江西状元)、……等一大批高等人物,都先后直接受到范什淹的教育和启迪。
范仲淹以睢阳学案独树一帜,上承儒道墨法,下启程朱理学,倡导了北宋文化复兴,功不可没,影响深远。
范仲淹在此时有著名的《南京书院题名记》,全文写道:
皇宋辟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泽注河汉,金革尘积,弦诵风布。乃有睢阳先生 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自故兵部侍郎许公 骧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枢密直学纶,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清德素行,贵而能贫。
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之庐。学士之子,殿中丞舜宾,时在私庭,俾干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责,时举贤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 时以管记,以领其纲。学士画一而上,真宗皇帝为之嘉叹,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记,前参子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
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于鲁堂。辛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 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 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观名列,以劝方来。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成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他日门人中绝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当又附此焉。
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可谓是四大书院中品位最高的书院题名记。与《岳阳楼记》并称为他一生“最早”和“最晚”的两篇记文。其思想之高迈、意境之深远、语言之精炼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各有千秋。这里的“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博涉百家九流之说,有忧天下之心”的豪言壮志和锐气为后者所不及,也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还在他主持书院的百忙之中,以宏文万言《上执政书》。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十八字方针上奏宰相府, “极论天下事”,提出了他对北宋亟待改革的建议。其“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闲散、冒用名誉)、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材、保直臣、斥佞臣”为内容的改革建议,高瞻远瞩、意识超前、影响深远,成为他政治家的代表之作。此被称赞为与诸葛孔明《隆中对》相同的历史文献,《宋史》本传作为范仲淹的盖棺定论,名垂青史。
《长编》载:“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应天书院与东京
(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规定太学招生要求改“国子生
(原三公子孙)为八品以上官员子孙和庶人俊秀”,开辟了国子监招收平民百姓子弟的开端。
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到戚同文的“天下同文”,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到“国子生为八品以上官员子孙和庶人俊秀”,真正作为皇家政策公布于全国,实施与民间,还是从北宋开始被沿用至今的。把中华民族教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北宋”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时,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答手诏条陈十事》和十七年前的《上执政书》的内容基本吻合。其中法定“精贡举,郡县办学”被首先提出,而且是庆历新政被长期保留延续的一条政治改革。时应天府书院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适应时务之需,培养人才.应天书院为卓然于羊群之驼,人心所向,全国以应天书院为榜样,郡县兴学。范仲淹将应天书院办学推向第四次高峰,成为北宋教育史上的一一座丰碑。
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改革科举,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一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王安石改革贡举,废罢明经、睹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颁布“太学改革方案”.实行“三舍法”。1090年.曾肇知应天府,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培养人才为多。
北宋王朝168年间,开科81榜,共录取进士60035人;南宋开科49榜,共录取进士49915人,共计109950人,开华夏历史空前绝后的科举先河。
直至靖康(1127)之变,昏庸的宋徽宗重用无能的高俅独揽大权,直接导致北宋政权的快速覆灭。赵构再次在应天府封土为山,建立南宋。不久再迁都杭州,应天书院被金人的战火焚烧一空。
元代,应天书院旧地一直是南北战争拉锯地带,书院百年不能复兴。然而,应天书院和东京、西京太学人才随政南迁,将文化中心南移,随后出现了南宋书院普及、大兴教育的历史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初书院多达六十多所,中原文化从此南移,成为南宋以后人才的主体。郡县办学更是遍及全国,一直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培养人才的本源。
至明清,应天书院精神在商丘地方影响依然很大,屡毁屡建。1373年(明洪武六年),知州段明辉建归德儒学;1502年(弘治十四年),张玺建文庙(即大成殿);1531年(嘉靖十年),知州土侑、巡抚御史蔡瑗改建设学为《应天书院》;1573年(万历元年),巡抚御史朱纲、褚铁、知州郑曼、何希舟在建儒学,沈鲤写记。1573年(万历初),张居正改革。1579年(万历七年),知州邹学柱重修儒学,沈鲤再记。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于府学东,课试其中。范文正公讲院培养出大批人才。1646年(清顺治八年),燕山王任归德知县重修书院,有侯方械《重修书院碑记》,仍以范文正公为楷模。
在书院影响下,商丘人才辈出:如宋勋(与海瑞齐名)、沈鲤、侯执蒲、侯恪、侯恂、宋权、吕昆、杨东明、汤斌、宋荦、侯方械等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出现在这里。以至于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之美称。清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举人数达170多人,占河南省当年举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史学家北大著名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元明所不能及。”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十赵宋之世。”北宋王朝却成为中华历史上四大发明的重要策源地,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主要来源,成为中华哲学史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王朝,成为二十四史中最有价值的王朝之一,范仲淹被称为“北宋第一人”。在北宋文化造极于史册的背后,在北宋第一人成才、关注的背后,可以看到应天书院功不可没。
至近代,西南联大(今云南师大,原抗日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所在的地)也有碑文云:
“书院之制,……两宋为盛,应天、嵩阳、岳麓、白鹿遗迹至今犹令人想见当时风流。应天一院,尤为特别。盖应天之建,仰给贤者曹诚所捐,此华夏百姓捐助大学可考之始。”可见应天府书院存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
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他的辛亥革命资助者——南洋名绅戚翌家祠的撰联,也把戚同文和戚继光赞扬其中:“上联:蔚和平景象振国是风声发扬章贡英灵崆峒秀气,下联:恢家族规模建民治基础光大楚丘宏业阀阅宗功。”戚继光字“章贡”;“楚丘宏业”即指戚同文(楚丘人)的教育事业。
范仲淹的苦读精神影响至今,毛主席在长沙师范学校给黎锦锡的信中也“极论天下事”,并以“学范公齑粥自爨”激励自己学习。在他的《讲堂录》里高度评价范仲淹说: “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德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作者:孙 纲,商丘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