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面对西夏元昊入侵，边区防御力量不得不重新评估，当中向为朝廷接受的“文人知军事”和“将门之后”的军事信念面临严峻挑战，大大降低了战略部署所需的协作关系。韩琦、范仲淹等名臣临制西事，讲求行军经略的战术运用，正好体现边防主帅应有的对敌远见，确立文人领兵的实际价值。从初时韩琦的主攻，发展至范仲淹主张的以守为攻，一套配合军事环境而订定的全盘谋策逐步形成，有效地遏制西夏的多方来袭。韩、范为人称道的，为拔擢出色的斗将，在攻守相宜的弹性作战里，阵前勇战仍然是获得军事主导的先决手段。二人专委新晋勇武者防御州军，充分考虑到宋夏正面交锋的优胜劣败，凡此造就狄青短时间内奋战而贵的传奇个案。观韩、范边帅，名噪西夏；狄青披发面铜，夏人呼为“狄天使”,各种美谈散见于正史与笔记，反映了北宋中期一种御边典范。学者研究北宋军事，每以太祖、太宗以降守势渐成，于外族战争乏善足陈，至于在大战略中文臣武将之间如何具体实践协作关系，成功反制西夏，可供发覆之处尚多，是为本文所欲申明之处。
西夏经过德明的休养生息，至元昊改革踏人全盛时期，北宋屡次兵败西北以后始意识到其国力的威胁，反映宋室近三十年来对西夏军情的掌握不足。不少宋人以为西夏崛兴自落后小羌，物质与精神文明难与中原比拟，必仰息于朝廷岁赐、互市等经济利益，可藉此作为长期的牵制。元昊立国称帝，要求宋朝册封，朝廷尚未深恐，建议发师惩治。无可否认，德明附宋，每年从宋朝所得金、帛、钱各四万，茶二万斤，积年为可观的财富，他劝诫元昊不叛宋，或考虑于上述的经济实利。但是，观西夏国力的崛起，不能忽略其内部资源因素。早在李继迁时期，他攻陷历来为朔方重镇的灵州，据此可窥视陕西诸路，随时抄掠沿边蕃部的人马资源。大中祥符八年(1015)，德明攻取西凉府，消灭六谷联盟政权，随即向甘州回鹘用兵。因此，在表面局势趋于平静的澶渊之盟背后，西夏积极向西拓展疆域，及元昊继位，已握有甘凉、兴灵、横山三大农牧地带，并将横山、天都山、马衔山发展为水土肥腴的产马线路，沿此分别构筑了西市、龛谷、智固、胜如、七里平、桃堆平、鸣沙川、葭芦、米脂、定边等重点城寨，充当西夏备战的御仓。单是鸣沙川积年的储粮已达百万石，此外如保安军的榷场，西夏便岁输马四千匹，羊两万只，推知其时民间羊马贸易额每年可达数百万。配合国内经济发展的能力，西夏正致力前所未有的军事动员，力图通过不同部族队伍的整合，把军事指挥体制推向巅峰。元昊以黄河为界，划分军队为左、右两厢，设十二监军司，系以军名，规定驻扎所在地，无疑仿照宋代厢军的地方军区制度，务使东西各路兵马可以抽调兼顾。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由他命名的新兵种类目繁多，如像“铁鹞子”是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配备良马精甲，人数三千，总为十队；卫戍军是西夏的禁卫军，人数五千，均由西夏贵族子弟充任；泼喜军是专门的炮兵，在攻城时用抛石机协助进攻，人数二百；擒生军是西夏在战争中俘获的百姓，将之组成军队后，人数达十万之众。针对宋朝用兵，元昊更把汉人战俘特别组成“撞令郎”，作为先头部队的“伪军”，以此充作战争炮灰，既减少西夏党项兵士的伤亡，对宋军同时构成心理障碍。元吴立国之初，西夏军力号称五十万人，各部落之内又可临时征民为兵，待机宋境的夏兵便不下十万，举国的战争机制已然启动。
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元吴陷肃、瓜、沙三州，席卷河西以后，随即展开侵宋行动，陕西沿边各路告急，诸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暴露了宋防御体系的严重不足。陕西沿边路制，可追溯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党项李继迁叛变割据以后，宋廷建立的军政合一的防御区划。其中，鄜延、环庆、泾原三路，虽在至道二年至三年(996—997)基本建置，咸平时期再经加强，但由所委都部署、都监每多走马赴任，不谙边情之余，作风因循保守，此从未发挥全面协调的军事指挥能力。因应元吴寇边，景祐三年三月，秦凤自为一路，陕西四路的格局遂成。宝元元年(1038)，宋廷对四路部署人选作出调整，例如徙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为鄘延路副都部署，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并且经常加各路部署一个经略安抚使职衔，以示权责之重。翌年正月，鄘延副都部署刘平兼鄘延、环庆两路安抚使；七月，鄘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兼管勾泾原兵马，节制三路；同月，徙知永兴军夏竦知泾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鄘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皆为其中实例。连番调动，原意在提升延州、泾州为军事部署核心，发挥对鄘延、泾原以至各路的兼顾，诸如范雍的经略安抚延州，以及受其节制的多路都部署刘平，便成为宋方寄望甚厚的指挥区头目。这种迎敌方式于展示政治姿态居多，无助改善陕西防务不振的陋弊。宝元二年冬，元昊加紧展开大规模侵略行动，“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熟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绝”。反观宋驻守陕西四路之兵约二十万，实际上常是额存而兵阙，赖此防御宋夏沿边二十四个州军，近二百堡寨，明显分兵薄弱，“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
以鄘、延如此重要的边防线，守军只有两三万人，主力只能倚靠沿边蕃部的支持。如像延州北部设置的金明寨，蕃兵共有十万，却要负责周边三十六小寨的守御工作，在作战指挥上过于分散，帅领、蕃将和兵员之间的统整工作严重不足。内附堡寨的蕃户顺叛不一，党项酋长出身的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且贪功无智，元昊遂轻易派归降的党项人洞悉寨中虚实，随时发动里应外合。从战略角度而言，元昊主攻延州一带并非偶然，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州，西迄原州、渭州，边防界线长达二千余里，其中鄘州、延州通路畅阔，最便进攻。史称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元昊正是看准范雍的温驯性格，一方面派信使提出议和，使雍疏于兵备，同时猛攻延州周围据点。直至范雍得知元昊矛头直指本州时，始惧甚上奏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益师。”元昊军队势如破竹，金明三十余寨蕃兵皆降，继而兵围延州，范雍闭城拒守，只能求助于驻守庆州的鄘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的军马。刘平“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记”，号为文武全才。父亲刘汉凝是太宗朝功臣，他本人进士及第，备受宰相寇准欣赏，荐为泸州刺史，因平定当地夷人有功，人为监察御史。只因数度上书言事，与丁谓有隙，丁藉言“刘平，将家后代，素知兵，派将西北，可以制敌”。将家之后本为提拔之资，没想到成为沉重的军事期望，刘平唯有早日争取边功，才能挽回政治地位。史料记载，刘平援军推进急速，连日未经休息即直趋土门，再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往，与鄘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及郭遵诸将会合。西夏得知宋军动静，早于三川口设下埋伏。战事中，刘平率主力步骑一万多人，结阵于雪地迎敌，西夏采用灵活的试探战术，使刘平军队的后阵首先军溃，宋军只留得千余人转斗，仍不敌西夏大军的夜袭。是役宋军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皆为西夏军俘获，范雍以数百守兵侥幸保全延州，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事后，朝廷对英勇战死的郭遵与虚报军情的黄德和赏罚分明，理清了整场作战的来龙去脉。
三川口之败，责非全在于范雍和刘平，然而作为地区指挥的最高正、副领导，审时度势，部署合适方略乃朝廷的基本要求，惟事与愿违，一反宋廷素来相信的文武领军效果。盖太祖、太宗时期名将辈出，如石守信、高怀德、曹彬等人，他们南征北讨，立下建国功勋，无不是为从龙功臣。时至真宗、仁宗时代，大量名将之后因荫补制度，继承国家重要武职，仁宗仍然相信这些名将后代类于父祖诸辈，具备临制战争的声誉能力，顺理成章地视之委为处理西事的合适人才。复因重文政策，后周至宋，王朴、范质、陶谷等宰臣均称职于军事论议，为征伐出谋献策，文人知军事成为统一时代的新需要。因此，在地方军事制置的过程中，勇武与谋略的内涵元素并重，彼此相辅相成，渐次构成文臣为主帅、武臣为副贰的协力格局。惟宋室承平以降武功废弛，不少武臣虽为将门之后却久不习战，更多的文臣因缺乏军事经验徒具帅兵之名，未能因应实际边情作出适度制置。在宋夏前期战争中，宋之文臣武将常败多于胜，每涉及内部的军事结构性问题。宋兵陷没三川口，朝廷获悉事态严重，将西北战事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于是派遣韩琦、范仲淹等重臣主持较全盘的战区整治，其时北宋失却军事攻略的先机。
韩琦和范仲淹出掌西事以前，在朝廷事务上已然相知，彼此引为同好，在其后很多边防问题上，颇能互通意见，相承学习，呈现高度合作的军区管治，故世有韩、范并称。韩琦三岁父母早亡，由诸兄抚育，从小养成自立向学的意志，这种艰困的少年生活，与自少孤苦好学的范仲淹颇如出一辙。真宗大中祥符八年(l015)，范氏举进士，前后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及集庆军节度推官，对地方军民生计有深刻认识。天圣年间，他于泰州监西溪盐仓，曾上书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受宰相王曾赏识，人为秘阁校理。在京期间，他不惧忤逆权贵，先后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并联同台谏官员与宰相吕夷简争论废后、选官诸事。夷简以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出为饶州知州，辗转知润州、越州。政治上的挫折，无减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相反令他与言官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友人，赢得“四贤”的时誉。韩琦是知其才具的友人之一。韩弱冠举进士，名列第二后，授将作监丞，人直集贤院、监左藏库，由于处此筅库机构之中，对内臣无印而擅取府物，不按朝廷时日规定监当转运等渎职行为尤为深恶，磨炼出改革不良制度的志向。他经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人为右司谏以来，“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侫为急”，这与范仲淹在朝主张和抗争对象是一脉相承的，故为名相王曾所雅重。论对夏作经验，韩琦早着先鞭，韩刚卸下解决益、利饥荒的体量安抚使职，因论西师形势甚悉，即任为陕西安抚使，协助统领西北防御于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同时，因韩琦的力荐，范仲淹得以复用，担当陕西都转运使。未几，韩、范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专责泾原一路，范则管领鄘延，可谓夏竦最得力的左右手。
韩对三川口之败有个人看法，认为宋的防御弱点为一整体的机制问题，不能以刘平领兵成败定夺。再者，刘平因奋战而俘，已尽全力，他力图把战线拉离被围的延州，确减少了元昊军兵对本州的破坏。因此，当部将黄德和企图洗脱自行军溃罪名，反诬刘平率兵降贼，朝廷以此发兵围捕其家人时，韩琦挺身而出，说明曲直，其本传记载：“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人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寃。”仁宗对英勇陷阵丧身的郭遵，加以追赠，并为其孤子赐名，凡此反映宋夏战争初期，朝廷上下对骁勇作战的官兵十分重视，其实是认同主动出击的战略意义。但是如何达至主战效果，却须考虑一定的技术因素，夏竦守泾州多年，便指出宋方用兵，“若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费师费粮，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促可具。若浮囊挽绠，联络而进，我师半济，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按此分析，若欲大军渡河攻其银川据地，几乎不大可能；过度纵深的讨击又容易导致孤立无援，反被包抄围困。唯一良法，是于西北各路建立延伸性的堡寨据点，自小寨而大寨互为联系接应，藉此增强内部精兵和物资运送，进行中短程的目标攻略，最终必使西夏地界日蹇，经济愈形困乏枯竭，可以待机攻克。夏竦条陈之十事，正为此做好准备，未尝不为日后韩范帅师的重要参考，其内容包括：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羌属以为藩篱；三、诏啗厮哕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人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人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类似的策略内容，常见于文臣御边的奏议里，反映传统堡寨屯防、藩属安抚等基要治兵方案仍然发生效用。
宋夏战事初起，朝廷主攻主守议论纷纷，有认为夏竦之策示人以怯，必以强攻手段为先行；也有认为夏竦并非饰言，颇采其言论。反而在攻守策略的选取中，仁宗倾向韩琦的看法，因而得以力排众议，首先考虑合师会攻元昊。史称韩琦“副夏竦为经略安抚使、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画攻守二策驰人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吴虽倾国人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隋，破之必矣。’乃诏鄘延、泾原同出征。”韩琦试图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是考虑到各路分兵不足以固守，早晚为元昊大军逐处击破。与其被逼应战，倒不如先创造有利的进军形势，令元昊措手不及。论韩范才具各有所长，韩琦善于料敌，元昊派来使诈为求盟，他已知贼欲犯山外，命诸将妥善戒严，这点比范仲淹处理西夏通使较为明智。年前(康定元年)，元昊攻陷乾沟、乾河、赵福等军事重点，韩即派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军七千，夜行七十里，突袭白豹城的西夏兵，首度对元吴还以颜色，而对任福的倚重亦自此始。仲淹上任延州，改变了迎敌方法。过去，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都监领三千，各自为政。西夏一旦兵至，宋军官总以最小武将出御，有违择将取胜之道。他重新简选精锐一万八千，分六将带领，日夜操练，更番守御，于是将兵相随，作战合拍，并于实战中锻炼军力。其后置将之法在各遂行，连西夏亦认识到范仲淹的老练，不比昔日的范雍可欺。庆历元年(1041)三月，元吴欲侵渭州，派兵逼近怀远城，韩琦尽出镇武军兵，且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悉交任福统领，以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韩琦的战略是欲以任福自怀远城趋德胜砦，直抵羊牧隆城，出贼之后实行围剿。由于各堡寨相距才四十里，接驳方便，可攻可守，韩作两手准备，吩咐任福如未可战，可即据险置伏，断其归路。临行以前，一再戒之，务必依计行事。此策原以为万无一失，仍然因任福与桑怿轻敌，穷追西夏佯败之兵，改变原先据寨的部署，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六盘山下，为元昊伏于好水川的大军全歼。由于事后在任福尸首搜得韩琦檄约的明证，朝廷知道罪不在他，韩仍自劾夺一官，知秦州，不久又恢复其西事要职。韩琦的主攻方略，未得行军将领配合，以败阵告终，继由范仲淹的重守路线补充。 学者分析韩琦是次部署，为一次攻中有守的弹性防御，他对仁宗提出的攻守二策，与其说是截然不同的行军路线和目标，不如视为在同一较远攻略目的中的防范准备。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其总领西北的上司夏竦授意，具备相当的战略识见。史书对夏竦的评价不高，视他为懦弱固守的建言者，惟若不因人废言，考诸其他数据，夏竦每见好战。他曾密谋五路伐夏，尝悬赏“有得赵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两，爵为西平王”，始终具有攻夏意识。儒将防御西北，常由战果论其人成败，还其本原，攻守兼具是北宋的边防理想，只是鉴于战况得失，不得不调适当中的进止而已。西夏战胜此役，元昊的汉人军师张元意气风发，于界上寺壁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其语多轻侮，但足以将夏竦、韩琦等战术视为一体。庆历元年(1O41)，朝廷去夏竦西北统帅职务，分秦凤、泾原、环庆、鄘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正式实行分路防守，每路互为照应。范仲淹有了延州经验，在庆州善于招抚诸羌，令诸羌皆受命，被尊为“龙图老子”。此外，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起大顺城，亲委儿子范纯佑将兵前往，期间且战且筑，成功建立了解军情的前沿哨站。大顺既筑，又城细腰、胡卢等寨，招明珠、灭藏二强族各万人及并环千余
内附，自此环庆属羌悉为中国所用。
环庆路虽然稳定下来，但是漫长的边境线里，西夏迅即找到攻击的破口。是年深秋，元昊再袭镇戎军，意欲从渭州直指关内。知渭州王沿果然派副总管葛怀敏率兵四路，奔往定川寨，再次为元昊意料之中，伏兵烧断河桥，堵截宋军突围的机会。葛怀敏只能布阵迎敌，夏军乘东北风起，自进攻中军目标转至东北曹英一军，军阵惊散，宋军回逃定川寨，准备再度突围往镇戎军，结果驰至二百里的城濠处为夏军阻截，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将领，全军近万人皆战没。元昊长驱抵渭州，大肆劫掠民畜，尚幸范仲淹率援军至，元吴恐深入必遭诸路合攻，复提防吐蕃背后伏击，才决定回师。是役仲淹早作军事预备，尽力援兵，事前且洞悉怀敏非才，奏报其猾懦不知兵，范氏因种种先见稳住其守边的声名。是年十一月，朝廷调整陕西四路的帅臣，均按照仲淹的建议，把同年进士滕宗谅由知泾州徙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文彦博由知渭州徙为秦凤路都部署知秦州，张亢从河北调知渭州，任泾原路都部署，鄘延路庞籍留任，而韩琦、范仲淹则分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仲淹、韩琦同驻泾州，四路都部署司便设于此，统一了各路指挥。由于各人守边均尽忠职守，对西夏虽无明显胜仗，亦无重大失利，整体确保了国土安全。史载“仲淹为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其时民谣，有颂其西事功业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范御边之深人民心可知。
宋代地方统兵系统里，儒将和武将的成分有别。各地总管(部署)、钤辖、都监、监押等将官，在宋初专用武将，到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自此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制度，武将为总管(部署)、钤辖、监押等，仍不免受当地行政长官的管辖。总其精神意义，在于“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这种用文臣监督、指挥武将作战的难度其实极高，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诸役之败，皆为帅臣属下于执行军事任务时，发生预想之外的变量，造成严重的指挥脱节。所以如此，往往由于主帅事前考虑未尽周详，或者是武将过于自恃，不依从上级节制的命令。因此，能考虑通盘、且服众心的儒将，辅以勇毅过人、虚怀学习的武将至为难求。在宋人眼中，韩、范固为御边典范，其儒帅战术毕竟源于兵书理论及管军经验。战场上的冲锋陷阵，对西夏来犯的击退，始终责成于实战将士。事实上，积极防御战术有别于消极防御，它的行军目的就是以守为攻，以堡寨作为临时掩护，奇兵劲旅则用于攻略前沿防线。宋夏的几次败仗当中，刘平、任福、葛怀敏诸将一度是宋军争取前线胜利的希望，儒将托附的进讨计划，始终因为本身不在阵中，无法作出敏锐的反应，凡此有赖实战将领的领悟和发挥。故此，韩、范帅领西北期间，以构建堡寨防卫为首要任务，为达至军输民屯无碍的堡寨战线，在择将练兵的环节上同时下了大量工夫。
韩琦授予任福的最初战略指示，本来是利用堡塞之间兵源物资可以调动的定点距离，各节支持，作为一次较远距离的目标攻击。从战果观之，初期行军的路线大致与此构思相差不远，只是最后不倚堡寨为据，遇上不必要的军事歼灭，兵败之处其实距攻占目的地不远。由此，更加印证堡塞的多种防御效用，它不但是平日招聚百姓、蕃户屯田的经济据点，在战争准备至开战期间，也是不可或缺的军事补给线。好水川之役后，陕西抚帅考虑的策略是，尽量先确保堡塞沿线能否稳据，然后再作延伸性的部署，当中主要以范仲淹的意见为据。康定元年(1040)三月，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尝分析关中西线的堡塞虚弱，容易为元昊威胁，其谓曰： 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宋军)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儒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內，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
在范氏军事理论里，“严边实内”的防务策略并无负面意义，相反过于冒进付出的代价更大。因应宋夏边区的现实形势，宁愿清野、浅攻，也不宜劳师大战，依此才能够以逸待劳，保持实力。韩范御边合作紧密，于经营堡塞尤为重视，惟涉及堡塞用兵的缓急先后，却有不同理解。范上疏仁宗即力辩：“又闻边臣多请五路人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谓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总结宋败经验，就是劳师动众，深入敌方，既无力集中打击对象，复遭各种伏击，终告无法全身而退。显然，在主战场上弃远就近，加固己方防线是最实际的应对方法，而范仲淹内守多于外攻的军事倾向，亦鉴于北宋之屡屡败阵，其时似无良将可确保进攻计划得以成功执行。虽然如此，守边工作仍然艰巨，为兼顾各种设限条件，对战争良材的需求反而有增无减，例如如何在筑城之际，防止敌人侵袭，便需要且战且筑的伎俩。此外，堡寨开拓的过程中，如何达到招聚蕃部，却须讨击异己，两种恩威并施的手法必须恰到好处。再如每次所谓浅攻的幅度为何，如何有效进行结连堡寨、衍成纵深防御的最终目的，也存在知易行难的人为因素。这些问题，范仲淹倚于能干裨将，都能逐步克服。
以兴筑大顺城为例，史载“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符合范氏的战略预期。庆历二年(1O42)，范仲淹筑细腰城、葫芦砦，是因为地缘上接近环庆之西，镇戎之东的明珠、灭藏、康奴三族，修筑堡寨可以截斩它们与西夏相通，以免危及原、环诸州。结果，新寨筑成以后，明珠等族二万余人和环州千余帐纷纷内附。从此，环州的定边寨、镇戎的乾兴寨、原州的柳原镇等联成一线，构成环庆路的重要屏障。按其治边所以得心应手，在严格遵行攻防策略，其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这与“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的原则是吻合的。换言之，西夏兵多而来便守，敌兵尚少遂战，有机可击就进击，每占领一地，就在那里筑城修寨，练兵营田，徐图进取。堡寨随守随攻之法可以付诸实行，完全视乎将领素质，为保障能者无一遗类，范仲淹拔用将才甚力，特别认为应给予中下层裨将的升迁机会。《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即记他经略陕西时亲荐过的人物和相关评价，其中名列第一等的顺序为泾原路部署狄青、鄘延路部署王信、环庆路权钤辖种世衡、环庆路钤辖范全。名列第二等的四路都监、巡检、知州军者，还有周美、刘拯、谢云行、葛宗古、谭嘉震、黄士宁、任守信、许迁、安俊、张建侯、张宗武等人，各因“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忠勇敢战”，“足机略，善抚驭”，“武力过人，临战有勇”，“谙练边情”，“弓马精强”，“训练严整”，“勇而有辩”，“知书戢下”，“可当军阵”等强项进荐。基本上虽包含儒将和武将，但仍然首重执行前线军事作战的四路守将，故陕西军事的指挥体制在庆历后期开始完备，有助阻遏元昊军队的入侵。
韩、范战略无论如何深思熟虑，没法取代战场上将领的实战角色。上述各路将校得以重用，是由于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勇谋兼具的特质，于善战之余，成功厘行帅首预设的兵机。在众多斗将中，狄青为范仲淹器重，他与其他裨将一样在堡寨的攻防战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朝臣注意。其后又凭战功速迁。他被韩、范提拔的故事，遂构成仁宗时期儒臣、武将之间军事配搭的典范。韩、范认识狄青始于康定元年(1O40)，狄青时任延州指挥，翌年授秦州刺史，经略判官尹洙见其才能，不但与他谈兵，还举荐于时为经略副使的韩、范。在此以前，狄青累历不少战功，史载青生于汾州西河县的农家，善骑射，武艺过人，少年时期因避乡里纠纷，天圣四年(工026)投军拱圣营作骑御散直。宝元初年宋夏战争继起，朝廷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日驻守陕西堡寨的禁军略可分为两种，一为东兵，由京师抽调而去，例如拱圣、龙卫、云武、神骑、神卫及龙骑等军；二为沿边厢军、土丁升上来的禁军，例如蕃落、清边弩手、制胜、定功及建威等指挥原是厢军，后升为禁军，至于保捷、青涧等指挥则是由土、乡丁升为禁军。因应对夏的边境形势，堡寨和兵员的地位也容易产生升沉的变化。狄青投身属于前者，而且为方便识别正兵及番号，防止地方兵员逃亡，狄青面上也刻有军伍的黥文。
狄青出自骑御散直，膂力过人，很早时候已表现突出的骑射本领。盖禁军本用以守京师，平日较重视武艺操练，素质胜于从事各种杂役的厢兵。北宋于寨上对付西夏步、射、骑兼具的全天候攻势，弓、弩等武器运用尤其基本。考核士兵的军训水平，就是按照挽弓、弩的斗力大小和射箭的准绳度，中的者记录在案，以便作为免除差使、升迁等参考。康定元年(1040)，仁宗于便殿亲自检阅各军练习战阵，察觉教练过于形式，临敌难用，遂命令提高动作难度，解镫以弓弩射。于是每营设置三种弓，从一石到八斗，以及四种弩，从二石八斗到二石五斗，依次阅习，并下令在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推行。朝廷对禁军及骑兵射术水平素有一套标准，但是士卒的素质仍然下降，不少是未达预定要求的。及至真实战场，各种人马器具操作较诸平常演练复杂得多，阵中兵员心理素质不稳，容易不战而溃。领军将校的压力亦甚为沉重。宋制对行军作战有严谨规范，凡“临阵先退者，斩”；“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人者，斩”；“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不服差遣者，斩”；“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诸如此类，若非将领有独到经验，部队行军应挥兵以应机遇，还是勒兵阵中务求持重，两者均不易为。宋中期朝廷每求良将，然未尝在军事结构层次上改变问题，在地方偏弱、将兵武事生疏，加上军管架构的重重制控下，产生优良将帅的机会愈微，难怪宋人对之渴求久矣。从各项业绩观之，狄青由卒伍而巡检、指挥，必通过上述各种测试与实战要求，才得以优于同侪，晋身管领行列。
《宋史》卷二九。《狄青传》记载：“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唬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人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凡此可见，在宋总管(部署)一一钤辖一一都监一一巡检的军管架构当中，基层的巡检、指挥使的职责最为繁剧，接战机会也处于第一线，大抵反映范所指以小将出战、大将押后的积弊现象。举凡出阵、破敌、筑寨、守城，莫不属于前锋的职务，难怪出色的斗将，帅领争相采用。例如宝元元年(1038)，庞籍任为陕西都转运使，察觉浑州西北的桥子谷是西夏攻宋的必经之路，特选善骑射、有谋略的部将狄青在桥子谷旁筑寨驻兵。宝元二年，元昊首先攻击保安军，遭狄青领兵顽强奋击，溃败而逃，只是金明寨方面防御不稳，才招致西夏兵有机可乘。史称韩、范主帅与之会晤，“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此一简扼记载，点出仲淹长期重视将才的选拔，以及兵法的教育灌输。在其《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即谓：“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仲淹拔用人才’重视其人是否具备为将的内涵，他于《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中，作过这样的忆述：
臣切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仲淹认为路帅首重谋略，凡此引申兵书有助军事划策，可向所部将佐重点培训。以此观之，狄青于西事建功，固为实力使然，惟若无韩、范路帅厚加提拔，始终难成大器，无法迁入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的帅领阶层。
从宝元、康定至庆历初，宋夏大小战争十分频繁，狄青屡战，练就了一种独特的战斗风格，他作战时披发面铜，既可建立慑人威势，在枪林箭雨之间，前锋斗将头首常被流矢所伤’蔽面于战意上亦有助勇往而前。当敌面前，狄青斩关如人无人之境，羌人呼之为“狄天使”。西事平息后，仲淹、韩琦入朝执政，展开庆历新政，青破贼有功，先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皇祐初年，辗转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及副都指挥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蛮依智高叛，韩、范、尹、庞诸臣，对狄青能力相当熟悉，认为是领兵招讨的不二人选。狄青临行前已迁枢副，宰相庞籍谓：“青起于行伍，骤为枢密副使，中外咸以为国朝未有此。”在南征过程中，狄青又表现其智勇双全，翌年大捷归仁铺，足证当日范授以兵略的重要，而青因平南之功晋升枢密使的最高武职。朝廷之爱惜将才，加上狄青的材具，缔造一代名将速迁的异例。王称《东都事略》卷六十二，论赞狄青曰：“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之对智高也，可谓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取胜于当世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专任而责成之也，是得君之权也。使不得君主权以便其事，则何以有功。”当中揭示了狄青成名的因素，追源溯始，韩、范对其西事功绩的认同，形成朝廷一股正面舆论，却是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北宋严防武人，仁宗对狄青之优遇亦由于内外战事，及至战争平息，文臣对武人狄青的攻击言论复炽，造成青后期的政治失脚。嘉祐二年(lO57)八月，青罢枢密使，外出知陈州，翌年二月病故，终年49岁。回顾这段文臣武将兼容的蜜月期，维时短暂，惟韩范和狄青却被尊祟为一代名将，集体演绎传统兵家智勇双全的完美形象。狄青身故，韩琦为其撰《祭狄相文》，盛言他“忠孝沉厚，出于天资；威名方略，耸于塞外”，由于自己“向处边垂,公实俾佐”，祭文所述便是韩琦长期与青共事陕西的真实观察。今狄家社村的狄武襄公祠内，仍供奉狄青坐像，身披元帅铠甲，四面有文武侍臣奉宝剑、铜面具、帅印、缨枪，壁间尚留韩琦所撰对联，依稀可追抚昔日韩、范名相眷顾狄青的身影。
总而观之，北宋仁宗面对西夏元吴的军事威胁，寻求良将御敌之心迫切。祖宗时期为君主出谋献策、武功超绝的名将俱往，当朝所见的儒臣和将门之后于战事的表现差强人意，凡此令朝廷上下渴慕重现一种文武俱备的御边典范。而此典型的传统内涵丰富，又不特由一人可以实现，故儒将中特别推重韩、范，武将中看中狄青，成为同时期内军事协调和平衡的最佳例子。韩、范之知名在建立较完备的陕西攻守策略，既强调四路的分御制敌，也注重管辖范围内堡寨人员的驻防，因而从大战略中取得战情改善的契机。无论如何出色的军事家，战谋之付诸行动必倚赖行军战斗的将领先锋，狄青的崛起正在于身先士卒的斗将角色，在对西夏的大小战役上均站在攻敌守寨的前沿线路。狄青荐于韩、范的事迹，不但只是一路军兵的知遇故事，更普遍反映陕西帅臣与裨将两者互补的必要性。其军事的细意分工，只有如韩、范一类对地方军事具改革触觉之士人身上发生；另一方面，斗将决战的心理素质提升，亦只能体现于狄青这类具过人武艺而同时重视土司兵法意见的将领。无论如何，韩、范与狄青的配搭，在充斥各种政治变数的北宋中期可一不可再，更加深了宋人笔记里对这段中兴历史的向往，在往后的岁月里，继续寻求儒臣武将御边的忠勇故事。
(作者：趙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学科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