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有志改革的士大夫共同推动了场政治改革运动—庆历新政。对于这场改革运动。前人和今人从不同角度多有论述．然而，对于它的指导思想却很少阐析。从对庆历新政的各项具体内容以及范仲淹有关思想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仁政思想，在庆历新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完全可以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一次民本、仁政思想的尝试和实践。
范仲淹等人在庆历新政中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宋代社会现实的反映。由于北宋政权是在唐末五代约一百年的大动乱之后，通过兵变而建立起来的，没有直接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剥农民起义的威力没有亲身感受。相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争斗却心存余悸。为了稳定统治，扩大支持面，特别是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北宋政府从建国起就采取“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地主阶级采取纵容态度，从而使统一帝国下的地主阶级成了一个“支配社会，占有绝对优势”的阶层。在北宋政府纵容下．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农民士地，利用各种手段压榨农民，而集权制度下产生的冗官、冗兵之弊一使国家开支急增，经费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只好增加赋税剥削，而最终深受其苦的只能是广大人民。因此．尽管宋代在经济上达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因冗官、冗兵、冗费所产生的财政匮乏，以及政府“恩逮丁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使小农仍处于艰难的境地。再加上当时频繁的自然灾害，人民就更无生路了。北宋中期频频发生的农民起义，正是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反映。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北宋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愈益认识到稳定小农刘于巩固封建国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都在考虑如何摆脱社会危机，挽救北宋王朝的统治。在当时士大夫的上疏中，范仲淹于天圣五年(1027)所陈的《上执政书》颇有代表性。他从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出发，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指出，造成百姓困竭的根源在于国用无度”，“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民力已竭则说明“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这里．范仲淹明确提出了统治者应该怎样对待民的问题。换句话说，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对民施行仁政。范仲淹指出，一旦对民施行仁政，使“王道复行”，那么就会“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矣。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力倡变革的一篇奏议，它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民惟邦本”和对民实行仁政的基本宗旨，并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项改革建议，初步形成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基本构想。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止是在这个构想的基础上，将《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构想。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给仁宗黄帝。范仲淹在上疏中再次指出，要使国家“成长久之业”，必须效法尧舜，“思变通之道”，‘使民不倦”，即对民实行仁政。为此他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变革措施，由此揭开了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非常重视人的修养。《礼记·人学》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强调统治者肯要“为政以德”要自身行其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礼记·哀公问》云：“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视为政者的“其身止”为政治上推行仁政的前提。所以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把政府百官的自身修养同“安民”联系起来。亚圣孟子在回答勾践问题时讲得更加明白：“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指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泽加于民”。
范仲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这精神，从安民的目的出发，十分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把吏治的好坏同政治上仁政的推行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到庆历新政中，便是他的以澄清史治为目的的对官僚制度的改革。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作为重点提出的前五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全是关于澄清和改善吏治的，这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也是政治上推行仁政思想的鲜明体现。在范仲淹看来，欲求安民，必先从改举官僚制度做起；只有通过澄清吏治的改革，才能培养和选择贤明能干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的官吏，才不至于再爆发农民的反抗斗争。这也是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序言部分中所说的“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之意义所在。这和孔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止．孰敢小正”之说是相通的。
范仲淹之所以要把澄清吏治作为庆历新政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宋朝到仁宗年间，冗官已成为宋代统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它不仅耗费、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成为宋代“积贫”的因素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文职三年一迁，武职五年迁”的磨勘制度，由于“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造成了大批冗官滥吏因循苟且、不求奇勉的精神状态。他们无所作为，只想升官发财，从而使宋代社会出现了“百事废堕，生民久苦，群谥渐起”的局面。范仲淹对此体察深切，指出“今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一政事不举”，认为要“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必须改革腐败的官僚政治，“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以提高官吏素质。
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存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杈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大了 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位，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著名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文中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俸禄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为社稷之固者，奠如范仲淹。”面对北宋官吏猥滥、“贤不肖并进”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外苟且，百事废堕，生民久苦．群盗渐起”的危局，范仲淹痛感官僚制度的腐败，认为官僚政治已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严重地步了。为此，范仲淹在接奉宋仁宗令其将“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片须条列闻奏”的手诏之后，迎难而上，以一般官员所没有的勇气和胆略．将他认为可以“端本澄源”、澄清和改善吏治的项变革措施作为“当世急务”提了出来，并首先颁行全国，“期达到政治上推行仁政的目的。其要旨是：一是改变以往官员按固定年限升迁的制度，凡有善政异绩，“外任善政著闻，有补风化，或累讼之狱能辩冤亡…或劝课农桑，大获美利．或京城库务，能革大弊，惜费巨万者”，均可破格升迁：而对那些“事状猥滥”、“老疾愚昧”、“不堪理民’的官吏，则另行处置，不得升迁，以使“公家之利必兴，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从而达到安民的目的。二是，严格限制各级官僚子弟“恩荫”做官的特权，以减省冗官。三是按照“先取履行，次取艺业 ”的取士标准，先策论，后诗赋，严格科举考试。四是基于“圣人养民之时，必先养贤，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司以责廉隅、安职业”的考虑，政府颁给州县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达到安民、养民的目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僚的个人素质，常常是民生能否安定的关键。因此，中国历代思想家特别重视地方吏治问题，把地方官吏的清明视作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仁政的前提。在宋代官僚体系中，知州、知县这两级地方“亲民官”更有着特殊的地位，其职权范围包括了一方军政、民政、财政、刑法等各个方面，并且还是当地的最高赋税长官，与民众疾苦关系极大，可谓“一方舒惨，百姓体戚，实系其人”。然而宋代对这些与百姓休戚相关的地方官员的任命腈况却是“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 一县观一州，以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此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其结果只能是：赋税不得均，蹬狱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使民生愁怨，邦本不固。
有鉴于此，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对官僚制度的改革中，又把整顿地方吏治视作急务中之急务。他大声疾呼．对于地方官的选择，政府应赶快采取措施“急救之”，向“求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即要求政府按德才标准选任地力官吏。其实，早在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就建议朝廷对道知州、通判中的“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进行奏降，以兴利除害。在庆历新政的“择官长”条目中，范仲淹更是将这种思想具体化。建议由中书、枢密院共同遴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分赴各路，对现有官员进行考核，将那些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又令中央的两制、三司副使、御史台官员、开封知府推举知州，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推举知州、知县、县令，各州知州、通判也同举知县、县令。这种逐级推荐地方官的措施，其目的是把州县官的任命权逐级下放给地方主管官员，以加强地方责任制。范仲淹指出，如此逐级选拔地方官员、各负其责的措施．“则诸道官员庶几得人，为陛下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各获安宁，不召祸乱”，从而达到爱民、固邦本的目的。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曾亲自坐镇中央，检查各路监司的名单，发现有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每见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毫不留情地将一批老病无能和贪残之辈罢了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政思想的最高理想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一思想的实际意义就是要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宽惠”。正是出于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思想，孔子极力提倡“养民”，要求为政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存和粱惠王谈到何以战胜秦、楚而王天下时，更是明确提出“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制民之产”的思想。范忡淹汲取了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精神，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好像肌体一样不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调百姓而似正四支”，“调百姓而如调百脉”，”因此，君主必须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民养民，以民为本。
怎样爱民、养民呢，范仲淹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劝勉农耕，发展生产。他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性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盗寇自息，祸乱不兴”，所以“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把劝勉农耕、发展生产同国家的长治久安联系起来。他在列举了历史上重视农业而使国家人民获利的事例后指出：五代群雄争霸之时，为了自给自足，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兴修，江南有圩田，每一圩方圆数十里，中间有河渠，沿堤建有水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关闭闸门，拒江水之害，旱涝都能保丰收：浙西修海塘，抵御海水之患；苏州有营田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门从事田间劳作，导河筑堤，以减水患。由于重视农业和水利兴修，所以水患少，粮食丰足，民间白米价格低廉，一石米价格只需五十文。而宋朝统一后。由于“慢于政慢于农政，不复修举”．而使“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人半堕废，失东南之人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比于当时，其贵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国不得不虚矣”。
正是为了改变宋朝统一后“民困”、“ 国虚”的现实．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提出的“厚农桑”措施中，建议诸路转运使所辖下的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并委本州军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三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他认为，如此进行下去，那么“数年之问，农利大兴，下少饥岁．上无贵籴，则东南岁籴辇运之费一大可减省”，因而此举实乃“养民之政，富国之本”。
劝课农桑．发展农业，使稼穑丰足，目的是为了养民，使日库充实。但是，如果徭役繁重，又会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毁他们从事再生产的能力，最后必然还坚造成民困国虚。因此要真正使百姓殷实，国家安定，光劝勉农桑还不够，还必须做到宽赋敛，厚民力，减少百姓力役。范仲淹对此认识深刻，他屡屡上书，提醒朝廷要减轻对百姓的赋役摊派。早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就提出了“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为目的的‘厚民力”主张。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通判河中府，根据当时州县户口稀少、吏员众多的情况，即上疏要求合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定民力。庆历二年(1043)，范仲淹入参大政，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第八条，明确提出“减徭役”的措施。他恳切希望朝廷能效法圣贤之冶，依汉光武战事并省县邑，或改邑为镇，使邑中役人各放归农，以期“少徭役，人自耕作”，达到安民寓民的目的。
“厚农桑”和“减徭役”，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中养民、富民的重要举措，是儒家“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薄赋敛”等仁政思想的鲜明体现，但这只是儒家思想的翻版还不能代表他的仁政思想的特色。范仲淹仁政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一家之说，而是根据社会现实，兼采众说，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感到只强调对民实行仁政在现实牛活中还行不通，因为现实生活中，还有扰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对此，他在《答于诏条陈l事》中揭露得异常深刻。他说：朝廷每二年举行一次郊祀，谒见宗庙，祭祉上帝，郊祀礼仪完成之后，总要大赦天下，称为敕书。为了使皇帝的恩泽尽快布之于百姓要求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将这项敕书传播到百姓耳中。虽然每遇大敕，天下百姓欢呼万岁，但一两个月之后，地方财政官史督责百姓交纳钱谷之事依然如旧，如果不能按期交纳就关押老幼，没收家产。至于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救济百姓之事，都未尝施行，使天子恩泽于民之意，都变成了一句空话。
范仲淹还指出，以往的明君都是重视法令，使人们对其无敢动摇，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政令顺利地推行，如果在推行国家政令过程中有敢枉法的官吏，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现在朝廷法令，颁行时往往失之轻率，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等到发现不符合实际情况时再作更改，致使烦而无信，失去了法律的信用。而存执行过程中，对于违抗政府命令的官吏处分过轻，从而造成对法律的践踏和破坏。
因此．范仲淹认为，在对民实行仁政的同时，还必须导入法家的刑治之说，用来惩治违制的官吏，使“法制有立，纲纪再振”，以切实保证仁政措施的贯彻执行。为此，范仲淹存庆历新政中，又实施了“覃恩信”和“重命令”两人举措。在“覃恩信”的条目中，范仲淹提出：政府要取信于民，今后凡是朝廷发布过的赦令，三句、转运司及各州、县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并从违制，徒二年断；情重者，当行刺配”。并规定．真宗天僖年前百姓所欠朝廷的赋税，“小问有无侵欺盗用，并与除放，违者仰御史台、提点刑狱司常切觉察纠劾，无令雍遏”；“今后每遇南郊赦后，精选臣僚往诸路安抚，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书及民之事，一一施行”。
与“覃恩信”相表里，是“重命令”措施的推行。范仲淹指出，今后颁行的法令条文，务必切实贯彻，“违者请重其法”；凡“今后逐处当职官吏，亲被制书及到职后所受条贯，敢故违者，不以海行，井从违制，徒一年。未到职以前所降条贯，失于检用，情非故违者，并从本条失错科断，杖一百。余人犯海行条贯，不指定违制刑名者，并从失坐” 。
儒家一味主张“德治”、‘仁政”，强调道德的政治作用；法家则一味提倡“法治”，“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强调法的作用。范仲淹则兼采儒法之说，将之综合、互辅，认为在对民实行仁政的同时，对不法官吏则必须使用刑法，不能讲仁慈。这是范仲淹仁政思想的鲜明特色，凸现了范仲淹救民之弊的良苦用心。
纵观从历新政的十项措施．除“修武备”一项措施外，其他九项条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仁政思想。完全可以说．庆历新政集中体现了范仲淹的民本、仁政思想。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范仲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他改革中的具体主张和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阶级矛盾激化，以免引起农民的反抗斗争，动摇赵宋王朝。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对范仲淹新政意义的肯定。特别是范仲淹在守旧势力已根深蒂固、习惯势力难以冲破的历史情势下，能不顾己之利害得失，而表现出对国家之兴亡、人民之利病的深切关怀，更为难能可贵。这种“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精神．对我们不是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吗?
（作者：郭学信，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