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仲淹、特别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论著着实不少，似乎该说的话都已说尽了。但我读完之后，除了有所收获之外，总还有些不满足，觉得不能完全使我信服。以往研究的切入点，是从存在的社会问题着手，而问题越说越严重，各种危机说接踵而至，有政治危机、军事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等等，甚至得出结论：庆历之时，已病人膏肓。这就是说已得了不治之症。照这样说，范仲淹的药方就是唯一的救命方了，一旦救命方停止服用，这命也就结束了。然而客观事实却是，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了，宋政权岿然不动，社会还在继续前进，甚至处在古代社会的高峰阶段。单就这一点而论，危机说或病人膏肓说，未必确切。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换一个切入点，从整个社会背景去分析，去衡量这问题到底有多大。
以往的论著在评论范仲淹新法失败的原因时，多从政敌和皇帝的态度上下手，对范仲淹全面肯定，对政敌和皇帝统统否定，问题就这么简单?这仅仅是某些人的问题吗?我想，还需要换一个角度，从体制上去作一番考察。
现在将初步的想法写下来，请各位专家同仁指正。
1．政治危机
方健《范仲淹评传》第188页云：“皇权之争吏治败坏导致的政治危机。”
关于皇权之争，主要指太祖与太宗的斧声烛影事及其影响。斧声烛影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种观点：一是太祖被太宗害死，二是太祖自己死亡，与太宗无干。我倾向于非正常死亡，因而给太祖、太宗两系后裔留下了阴影，但由于朝廷对宗室防范甚严，不给宗室以实权，因此没有人能掀起什么风浪，神宗时太祖后裔赵世居仅仅因为长得与太祖特别像，以及一些蛛丝马迹的表象，被毫不留情地制造诏狱，将他置于死地。可以说太宗以后皇权是相当稳定的，并没有发生白热化的皇权之争。
一般来说，政治危机当指皇权不稳、政府已不能正常工作。
方健认为是皇权之争吏治败坏导致的政治危机。这里包括两个内容，皇权与吏治。关前者，只举了太祖与太宗的斧声烛影事，这对仁宗而言，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暗中可还有点阴影，已泛不起大浪，更谈不上危机。
至于吏治，宋代实行的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在这种制度下，无论什么出身，都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只要能考上，不问你原来的出身如何，都可以当官，这比起门阀世袭制来，要进步得多，总体素质也比世袭制高得多，一帮寒素出身的人物成为耀眼的明星，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当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科举制同样如此。几门科目的考试不可能完全解决才能问题、人品问题，因而确实存在范仲淹所说的“才与不才’一途并进。故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然而客观地说，有哪一个社会官员们都很能干、都干得好呢?这些只能说是官员中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虽不少，但并没有严重到危机的程度，和北宋后期相比，无疑要好多了。
2．军事危机
所谓军事危机，主要指军事上常打败仗，有动摇宋政权的危险。”
北宋面对着两个强大的敌国：辽和西夏。真宗初，辽曾打到黄河边上，双方签订了和约’战争宣告结束。仁宗时，双方关系一直稳定，没有再发生战争。
西夏建国后多次与宋交战，宋打过几次败仗。就双方兵力而言，西夏骑兵较强，机动性强，进攻力强。宋方兵多，防御力量较强。就短期而言，西夏处于攻势，宋处守势。在阵地战、运动战中，西夏处于优势，在城寨的攻守战中，西夏不能占到多少便宜，也就是说’不能扩大战果，占领大片领土。它没有像唐代的吐蕃、回纥那样打到关中，更谈不到占领长安。西夏的人力(人口少)、物力(面积小，资源差)远不如宋，如果双方处于相持局面，战争继续进行，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就会转化。纵观双方的历史，西夏与宋打打停停，逐步向有利于宋方转化，到北宋晚期，西夏已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危机之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3．财政危机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量人为出的农业社会，一个政权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看其财政收支状况。人大于出，就是经济繁荣；收支相当，就是维持状态；支大于出，走下坡路’支出远大于收入，政权就要垮台。如明代晚期，内忧外患严重：后金不断南侵，战争连年，军费开支庞大；农民造反，经常出兵镇压，也需要大量经费，原有的国家财政已经无力承担，唯有加强对老百姓的搜刮。而恰逢天灾连年，农民生活无着，只能加入反抗行列，可以说，崇祯时期已经处于病人膏盲的地步，尽管皇帝很想励精图治，已经无力回天，这个政权就这样垮了。
所谓财政危机，在古代主要应指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政府不得不靠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来解决，这样必然激化政府与人民间的矛盾，导致政权的覆灭。然而仁宗时财政上收入一直大于支出，并没有出现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更不必说严重不平衡了。庆历二、三年间，由于宋夏战争的关系，支出大幅度增加，三司已难于承受，但宋代尚有庞大的皇家宝库可以动用，这样收支也就平衡了。用不着再去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4．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一般指政府对老百姓剥削压迫过重，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少论著谈到庆历时期的阶级矛盾激化时，常常要引欧阳修的一段话：“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宋人为了强调变革，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往往从发展的角度预测未来，使用了一些惊人的形容词，乍一看，似乎很严重。如果查一下具体数字，最大的队伍张海不过由六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多人而已，并不成大气候，宋政府一出兵，很快就平定了，不像秦、汉、隋、唐晚期那样，由几万发展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上述各种危机说，很明显是将问题夸大了。再将夸大了的危机合在一起，得出病人膏肓的结论，则离事实更远。
如果从全局看，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宋代都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峰，而仁宗时期又是北宋的峰顶。范仲淹的伟大在于他的目光远大，他站在高峰上能预见走下坡路的未来，而想方设法阻止这一趋势。
宋仁宗为什么支持范仲淹变法?他不是一个有魄力的开国君主，但他作为守成君主还是满够格的。他关心国家政权的稳定，看到国家存在许多问题，总想及时解决它，因此起用正直能干的范仲淹等人，而且主动召见他们，请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范仲淹和富弼经过一番思考，第二天就拿出来了。从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方案看，它不是救急的，所谓急，自然是指危及政权的内乱外患。如果真是这样的急，那就是派兵派将的问题了。在军事方面，只开了一服慢性药，即在一些地区逐步实行府兵制，因为不太现实，终于被否决了。它是治本的中药，其关键是解决吏治，将那些贪污腐败和无能的官员统统清除掉，换上新鲜血液，吏治就会好转，吏治好了，政权自然就巩固了。这一想法是非常好的。又如重农桑，这是许多官员能看到的事，不是范仲淹的新创造，但好事需要有好的官员去做，才能办成，所以范仲淹的变法重点就在吏治上。这一方案提出后，除了军事这一条外，皇帝和大臣表示赞成，至少没有异议，很快就通过了。
制订方案容易，具体实行困难，范仲淹的蓝图太理想化了，他希望组建一个精干的官僚队伍，这个班子办事效率要比过去高，所得好处却比过去少，大家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用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现，就是在当今的条件下，也谈何容易。给大家好处，人人都会欢迎，要取消各种优厚的待遇，除了个别人，恐怕都会反对。要抓一个犯罪的官员，大家不会有意见，要裁减一批多余的官员，清除一批无能的官员，就会群起反对。所以当新政一旦实施开来，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利益，很快舆论哗然，反对之声日益高涨。不仅地方官员反对，朝廷要员也随即附和。这样，变法派成了孤立无援的少数。两派的交锋，迫使仁宗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而且只能二者选一：或者停止新法，或者利用皇帝最高的位子，独断专行地实施下去。如果停止新法，违背了自己支持变法的初衷，打击了范仲淹等变法派的积极性，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政权还能正常运转，统治依然稳定。如果利用皇帝最高的位子，独断专行地实施下去，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又会留下两个后遗症：其一、侵犯了大批官员的利益，而这些人正是统治基础，基础不稳，官员内斗激烈，政权可能会出现危机。其二、破坏了既定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是皇帝时代最民主的体制，它的特点是：皇帝和宰相的权利有所缩小，决策、议政圈子扩大，监督职能大大加强，士大夫的舆论监督(即公议)也能起一定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皇帝或宰相滥用权力，以免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以致亡国的局面。两者各有利弊，宋仁宗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我以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比较而言，选择前者弊更少些。还应该肯定的是，他虽然没有继续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没有去整范仲淹，而是让范到一些具体部门去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好的时期，政局十分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除了范仲淹、欧阳修之外，又有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大科学家沈括、苏颂，大史学家司马光，大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金石学的开山祖刘敞，大教育家胡瑗等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
不少学者对宋仁宗谴责有加，我以为是不妥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仁宗的选择更明智。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在一片反对声中，他选择的是后者，即采取独断专行的做法，推行变法，它破坏了既定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使监督机构变成皇帝和宰相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大大削弱了监督职能，削弱了士大夫群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这种后遗症在王安石变法的中间已经显现出来，王安石本人也尝到了恶果。对宋神宗钦定的诏狱，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当着皇帝的面指出，没有一个办得对的。神宗这位相当能干的君主尚且如此，到徽宗这样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上台后，就出现大臣或者宦官假借皇帝的名义而为所欲为的弊政，御笔手诏越过正常的政府途径下达，政治搞得一团糟，将社会逐步推向深渊，其祸端就源于神宗这一错误的抉择。
2006年6月30日于西安
附记：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对高宗讲了一段话：
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当时大臣如吕夷简之徒，持之甚坚，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议论不合，遂攻夷简，仲淹坐此迁谪。其后夷简知仲淹之贤，卒擢用之，及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
这说明范仲淹自己也已看到大变并不现实，也就不再坚持。此论范仲淹变法，甚是。“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范冲父亲是范祖禹，属司马光派，人们常称之为保守派，这是不正确的，范冲的话说明他们认识到祖宗之法有弊病，而不是一切皆对。解决的办法应当是补缉，而不是变更。补是一种无碍大局的小变，而不是一点也不能变，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区别是补与变的不同，而不是变法与保守的区别。或者用司马光的话来表述，是屋子漏了，可以补一下，而不能动辄拆了重盖。
（作者：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